那个时代在我们这群人心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觉得好的地方并不是太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变得无比坚硬。

要说那时候最恐怖的事情还不是游街、批斗，更不是鬼故事，而是饥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王小帅没有经历过，我也是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起过。

那几年很多人都没饭吃，越是“左”的地方越没饭吃，饿死的人就越多，因为他们把粮食都上交了，明明没有那么高的产量，非得报那么高。我们附近有一个村子比较有代表性，本来有几户人家，后来人越来越少，就跟我们合并成一个村民小组了。后来很多从别的地方逃荒过来的人就住在了那里，在村子的上面又盖了一个新村子。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七十年代初的时候，西北地区发生了一次特别大的旱灾，庄稼基本都旱死了。井里的水没有了，大人们就从河里挑水浇玉米。学生都不上学了，拿着瓦罐去弄水。后来河里的水也干了，就都从很远的地方挑水。

村里在山头上装了一个大喇叭，天天广播，不停地传达各级领导的指示，从省里到乡里都有。所有人都很恐慌。我帮着大人浇完水后，还写了篇日记，那是第一次写日记，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并且贴到了后墙的黑板报上。

有一次我发现有几个老人跑到学校旁边的庙里，跪在菩萨面前求雨。平时只要有这样的事情，总会有民兵来阻止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但那天没有。等到老人们走后，我在菩萨面前发现了一个大苹果，拿走就吃掉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一个同学，我们经常结伴守在菩萨旁边，但再也没碰上好吃的东西。

第二年春天就大面积闹饥荒了。国家发放了好多救济粮，基本上是隔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发上一次。但是发的不是好粮食，全是红薯片，确切地说，是晒干的很厚的红薯干，很多都是脏的，发了霉的，每家都会发放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领的时候，村里的干部说政府有规定，不能给地主分子发救济粮。没领到食物，我就拿着空袋子回来了。我爸很生气，说地主家也不能饿死吧。然后我爸就去找他们理论，妈妈很害怕，就拦着不让，怕爸爸再被抓起来进学习班或是游街。最后我爸还是去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跟村里的干部说的，反正后来他们跟我爸说，你们家跟你妈家已经分开了，你们家的成分是地主，可是不属于地主分子，所以你们家还能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莫名其妙的名词和莫名其妙的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