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初期的混乱反映了我的自信心不足：得到这份工作简直太棒了，但是我该怎么向别人解释一个连自己都没搞懂的国家呢？我最终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我迫切需要理解印度，然后才能知道要去哪些地方问些什么问题。我从印度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检验我儿时想象中的印度和新的现实情况有什么异同。我的工作把我带到清真寺、寺庙和教堂，荒凉寒冷的村庄和缺衣少食的贫民窟，德里和孟买的豪华公寓，夫妻店和玻璃钢筋大楼里的软件公司。我开始了自己在印度的生存，学习和印度人交朋友，爱一个印度女人，在让人满身是汗的集市上讨价还价。

我来的时候印度正在改变，它继续从里向外发生着根本的变化，突飞猛进，不可思议。我孩提时感到的停滞似乎正在融化，其中一部分是翻天覆地的环境变化：大量泥土被移走，购物中心、办公大楼和封闭式社区正在兴建，餐馆开业，工厂出产大量汽车，服装厂也做起蓝色牛仔裤。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孟买贫民窟的居民搬进了纽约投资人出资建设的公寓大楼里，发展迅速的村子成了拥挤的卫星城，比如古尔冈（Gurgaon）、新孟买（Navi Mumbai ）和电子城（Electronics City）。正是那些从自己的土地上拆迁走的农民让塔塔汽车公司（这个我父亲工作过的一度停滞的企业，正是这里毫无生气的文化迫使他去了美国）生产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售价才2 000 多美元。

对于世界来说，汽车成了印度崛起的标志，它的故事暗示了印度发生的改变。旧的羁绊并没有消除：官僚作风、贪污腐败、税法、劳动法、贫困、坑坑洼洼的道路——这些负担仍然存在。在我父亲的年代，这些情况可能被当作制造伪劣商品的借口。没错，汽车简直快散架了，但印度是一个穷国，能怎么办呢？一代人以后，同样的羁绊有了新的解释方法。这些特殊困难给了塔塔一个特殊的机会，公司制造出了一款世界一流的汽车。由于印度的公路没有西方国家的路面平整，必须有更好的悬挂系统。由于印度人收入水平低，塔塔为了节省成本，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进行创新：只安装一个挡风玻璃雨刷器，而不是两个；一个空心转向轴来节省钢材使用；后置的引擎跟割草机的功率差不多。发生改变的不是印度的大环境，而是充满希望的新对抗方式。

我目睹印度发生的最深刻变化，不是它的工厂在生产什么或者它的软件工程师在编写什么程序，而是在心里、在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发展方向上：印度人现在似乎知道他们不一定要像我父亲那样，只有离开印度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低种姓的孩子们正通过不断地拿文凭来提升自己，妇女通过小额贷款和分散生产能够自食其力，年轻人正从自己的手机里找寻私人空间和自我认同。夫妻离婚时不在乎“社会”如何看待，然后又找到了新爱。世代为仆的人们不想再让自己的女儿做仆人，送她们去上私立英文学校。素食主义者正接受肉食，而吃肉的人则正转变为素食主义者，用口味和潮流来定义自己，而不是种姓和信仰。

简而言之，曾经最让我痛苦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听之任之，这似乎正在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