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现代印度，种姓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以前，作为罪恶核心的贱民制度规定某些种姓非常低下，甚至是不道德和不能接触的。这个制度在我父母出生前就已被宣布为非法。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印度大刀阔斧地废除这个制度。印度从国家层面为低种姓的人留出了几百万个政府工作岗位和大学入学名额，利用法律来惩罚和阻止“种姓主义”的行为。民主逐渐为那些出身低贱的领导人腾出空间，所以很多印度人现在坚持把自己的低种姓地位当成团结和自豪感的徽章。在农村，这些改变的影响较小，种姓依然延续：很多人还是了解和在意家庭出身，很多仍然做着与自己的种姓有关的工作。在城市里，不管是乘坐公交车、在办公室里工作还是雇用仆人，人们往往不知道也不关心和自己打交道的人来自什么种姓，这在我父母的时代就开始了，何况是现在。但是即使是在城市里，在彬彬有礼的谈话背后，种姓仍然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使他们或一帆风顺或举步维艰。种姓制度的残留影响不是硬性的等级划分，而是等级划分背后的理论影子：印度人心中直觉地认为人类是分等级的，有些人天生就是主人，而有些人生来就要伺候这些人。

在印度的新等级制度中，餐馆里的侍者可能是个婆罗门，而他的顾客是个贱民——至少已经有了这么大的改变。但是顾客仍然按照传统角色所要求的方式和侍者说话，只是他们的种姓已经不存在了：冷嘲热讽，趾高气扬，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侍者则会聆听、采纳、微笑并连连点头，就像仆人的惯常举止。我来到印度后，看到的就是这种淡化的没有种姓的种姓制度。在孟买麦肯锡公司的电梯里，我注意到人们的身高分两等。分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和送货员，前者比后者平均要高1 英尺。他们的脸庞似乎更丰满，五官更端正。他们腿不瘸，身上没有肿块，皮肤光洁没有斑点，因为他们有办法来对付这些东西。送货员肤色较黑，其貌不扬，身体外形有问题的也多一些，岁月的沧桑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弓形腿，眼睛没精打采，手指畸形丑陋，由于多数人都瘦得皮包骨头，所以和整个身体轮廓相比手脚显得很大，使他们的身体比例看起来更像骨架而不像活人。当然，不仅仅是送货员，他们各行各业的兄弟姐妹也都是这个样子。指挥交通的低级警员，腰细得就像富人的大腿，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执法人员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恐惧。一流餐馆的服务生，礼服在营养不良的瘦弱身体上松松垮垮，在上菜时鞠躬，点头哈腰，“先生，先生”地不离嘴。孟买五星级酒店卫生间里的服务人员在你走向盥洗池时就开始敬礼，拧开水龙头，把肥皂送到你手里，递毛巾然后再敬礼，与此同时不断轻声说着：“对了，先生。好的，先生。谢谢，先生。”孟买尼彬滨海大道（Nepean Sea Road ）上豪华公寓的仆人们白天在里面干活，夜里则睡在外面的过道上，根本得不到信任，在里面清扫厕所的人却不允许使用这些厕所。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这些情景的第一反应是反感和自豪感夹杂的感觉：对这种普遍的丢人现眼感到反感，为自己巨大的同情心感到自豪。看到歉疚的餐馆服务员和慌忙逃避的清洁工时，我会告诉自己我来自哪里，我绝不会那样对待任何人。或许我是对的。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讲给印度人听时，他们总是跟我说我并不理解，在这里别无选择，我太理想主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曾经嗤之以鼻的东西渐渐习以为常，然后我自己也逐渐这么做了。我发现自己也随顺了旧印度的态度。有生之年头一次，我有了自己的兼职仆人。我们的关系是温暖的工作关系。我给他们大体指导，但让他们自己去作决定。我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还和他们开玩笑。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觉得自己变得不屑一顾起来，更经常地批评他们的错误或觉得他们懒散健忘。一开始我在感谢女佣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时不再转头看着她的眼睛了，后来我连感谢都不表示了，只是像特权阶层那样自以为是地点点头或者咕哝一声。我开始冷酷起来，成了统治者，开始对那些伺候我的人不耐烦，不再道歉或表达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