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塞博在囚车里大喊，“妈妈！”那叫声就像一枚钉子划在囚车的金属外壳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丹尼尔屏住呼吸。许多当事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都曾亲眼目睹，那些他愿意为之战斗的、赞赏的或鄙视的当事人。而这样的时刻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惊心动魄，那只是一个开始——案子的开始，辩护的开始。

看到囚车门在塞博身后关上，丹尼尔在男孩绝望的呼喊声中听见了自己儿时的哭喊。他记得自己像塞博一样大时，也遇上了麻烦，同是涉及一起暴力犯罪案件。那么又是什么拯救了他？让他摆脱了那悲惨的命运？

囚车门上锁时，塞博的叫喊声依然清晰。丹尼尔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无辜还是有罪。他相信男孩对他说的都是真话，可他更关心的是，这个男孩对鲜血特别有兴趣，而且怎么会那么爱发脾气。此时此刻，塞博是清白无辜还是罪孽深重已经无关紧要。丹尼尔不想评判他的当事人，每个当事人都享有辩护的权利，无论他是否喜欢那些当事人，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去辩护。可少年犯却总要“另当别论”。即使他们有罪，比如泰雷尔，丹尼尔还是会想让他们避免牢狱之灾。他曾经目睹少年犯在监狱里如何艰苦度日，他们依赖毒品，之后又再度犯罪。丹尼尔觉得，这些孩子需要帮助，但政府认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政客们只会利用青少年犯罪和相关的司法制度，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丹尼尔坐在可以俯瞰整个利物浦大街的办公室里，整理塞巴斯蒂安的案卷笔记，收音机的声音被调得很低。

那封信早被他塞在了公文包的前袋，因为读的次数太多，信纸已经变得皱皱巴巴。此时他又把信拿出来读了一遍。他还没有往医院打电话。他不愿相信明妮已经死了，于是再读起这封信。他心里总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细节，感觉很不踏实。他觉得这可能是她在耍花招。过去几年里，她打了无数个电话请求他原谅。所以她可能用这种方法请求再见他一面。

丹尼尔怀疑这封信会不会又是个骗局，是想让他重回她的生活。她可能真的病了，但没那么严重，只是故意夸大其辞。他折好信后，把信推在了一边。一想起她，他就怒火中烧。

办公室里很温暖，柔和的阳光从吊窗射进来，尘土的微粒在光束中漂浮。他拿起电话。

尽管冲她说过那么多难听的话，可每年他过生日，她都会打电话来；偶尔圣诞节时也会打。他总躲着她的电话，可夜里却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和她争吵。岁月流逝，却冲刷不掉他对她的愤怒。他们面对面交谈的次数不多，每次丹尼尔也总是支支吾吾，刻意疏远。当她问起工作如何或有没有女朋友时，他也不愿顺着她的话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