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有时候我二十四小时又二十四小时地无法入睡。失去睡眠，就好像一个人被囚禁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和外界总是隔着一段距离。脑子很少有清醒的时候。听力下降。视力模糊。嗅觉麻木。口头表达迟钝。便秘。溃疡。胃痛。膀胱结石。缺乏性欲。这是因为我失去了睡眠。

她说，这和我没有区别。有时候我二十四小时又二十四小时，找不到人说话。我接不到一个电话。我也不打电话给别人。我没有人可以交谈。

在这一天里，她的第一个企图对话对象，是坐在小窗口后面的地铁售票员。一个疲乏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的中年女子。她说，一张票，谢谢。回应她的是一张小而单薄的地铁票。

走进人群汹涌的地铁站。疲惫。车厢有肮脏气味。机械重复的钢轨摩擦声音。陌生身体重重叠叠，跟橡胶一样没有敏感。污浊空气。城市生活只围绕一个圆心兜转。一切依旧，并且持续地旺盛和腐烂。

西单—天安门西—天安门东—王府井。

她与他走向地下广场的寿司店。在午后两点四十七分，开始吃一天里的第一顿正餐。狭小的餐厅，即使已经人去楼空，仍旧非常闷热。她开始进行第二次尝试，飞鱼子寿司，甜虾，北极贝和三文鱼。各两份。年轻的女侍应生记下单子，依旧像她来的每一趟那样，慌慌张张，不知所终。没有人有兴趣与她说话。

他说，在你不能说话的时候你做什么。

她说，去百货公司买一个玻璃咖啡壶。蹲在地上，耐心地看完一张张看不懂的日文说明书，搞清楚哪一种可以放进微波炉，哪一种可以直接火上加热。让售货员来回跑三趟库房，然后对他致歉。并最终买了一个壶。因为只有这个壶是有名字的，它叫Nassa。

带着一只名叫娜莎的玻璃咖啡壶回家。并且一口气吃掉三个丹麦酥皮面包。不说话的生活以食物代替。最终使人缓慢地发胖。她说，我吃太多东西。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还在电视机面前进食。吃泡面，罐头沙丁鱼，蛋糕，红肠，花生……一切使人不清醒的食物。就像垃圾电视长剧。它们让人没有痛苦，轻信生活的美好。

体重试图填补身体内部难以说话的缺失。我已经胖了五公斤。她说。

——《清醒纪》（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