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克被人贴的标签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但事实上，他从不迷信任何教条，不为任何时髦的理论与学说所束缚。基于他的专业训练、市场经验与直觉判断，沃尔克相信过度财政赤字有害，因此毕生主张审慎财政。

沃尔克具有很深的中国情结，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他兼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顾问，多次访问中国。他特别钦佩邓小平与朱镕基两代领导人，他本人与朱镕基年龄相近，脾气性格也很相像，刚正耿直，坚毅执著。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治理通货膨胀，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沃尔克非常推崇赞赏。我有一次与他讨论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他说人民币国际化是好事，人民币的成功国际化意味着中国经济更加成熟、金融更加发达、监管更加有效、央行更加独立与专业。至于人民币能否取代美元，他幽默地说，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还难以看到这一现实。不过，他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美元、欧元一道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最重要通货。

作为当代全球最负盛名的中央银行家，沃尔克认为中央银行的神圣职责就是捍卫货币稳定，控制通胀或者贬值。至于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或收支平衡都是稳定货币与审慎财政的结果，而非平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目标。他担心央行盲目自信，试图单纯用货币政策解决经济中的所有问题，包括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对于当下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与日本银行竞相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地购买政府债券，增加基础货币，扩张央行平衡表，沃尔克在公开场合不予评论，但在私下对于滥发货币深感忧虑。他有一次对我说，央行最容易做的事莫过于easy money——宽松货币政策，既可让企业和金融市场高兴，又可取悦于白宫和国会山，减少短期痛苦，人人皆大欢喜。但是，最迎合公众口味的往往未必是最明智的政策，央行其实最应当做的是可能短期让一些人不太开心，但中长期却真正惠及大多数人的事情，即维持币值的稳定。

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沃尔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功地制服了通胀，美国经济从此欣欣向荣，低通胀、高增长，进入了所谓的“大稳定”时代。金融市场一派歌舞升平，房地产市场开始泡沫化，金融机构在住房按揭抵押债券的风险敞口不断增大，而金融监管变得松弛。就在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矢口否认泡沫风险的时候，沃尔克虽不便对联储低息政策直接评论，但在研讨会上多次表达他的担忧，并铮铮警告，持久的风平浪静背后很可能在酝酿潜伏着一场新的金融危机。遗憾的是，就像没有人理会巴菲特对于高科技互联网股票泡沫的警告一样，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对于沃尔克的警告也置若罔闻。日益强大的主流共识相信，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不再有周期性波动的新时代，金融机构管理风险的手段与工具日益先进，抗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巴菲特也罢，沃尔克也罢，他们的智慧与经验显得过时了。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如梦方醒，重新发现了沃尔克这位前辈的惊人远见、判断与洞察力。年轻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恭请年届八十的沃尔克再度出山，担任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年迈的沃尔克不辞辛劳，在纽约与华盛顿之间穿梭不息，与奥巴马总统及其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华尔街代表磋商斡旋，不遗余力地推动艰难复杂的金融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最终以他姓氏命名的“沃尔克规则”。

“沃尔克规则”的核心内容是通过限制自营与直接投资业务而控制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层次的监管规则，关注面较为狭窄。但是，这一规则从最初提出到最终被采纳放进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全称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却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