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母亲只得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月租100元左右。这平房属于老式建筑，水泥墙面水泥地，厨房用的是火灶，屋里搭的是火炕，唯一简单的摆设就是一张老式的方桌，而且还缺了一个桌角。一般进城打工的民工都会选择蜗居在这种房子里，条件虽然简陋但好歹还是能够住人的。尽管没有厕所、没有电视，尽管气味霉臭，但我都一一克服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不习惯。活在这个社会上，我已经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终究还是要讲资格的。没有想法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转变，没有转变就丧失了资格。所以要想获得资格，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奋斗、去拼搏。

父亲出了院，母亲也就安了心，剩下的就只是善后的事情了。她狠着心变卖了厂里的积压货品和机器设备，原本一吨价值近千美元的精饲料都廉价处理给了附近的养牛厂，即便赔得心里直滴血，可是养牛厂的老板仍有些不情愿，把价格压了又压。至于那些机器设备，更是卖了个废铁价。就这样，母亲仅仅揣了5万元回来，就彻底地终结了她和父亲曾经寄予美梦的加工厂。

母亲回来的第二天就很严肃地跟我谈了次话，这一次的谈话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母亲终于把我当作成年人看待了，忧的则是谈话的内容。犹记得母亲当时欲哭无泪，欲死无门，那种印象在我的脑海里过于深刻，以至于我许久都没能从那种绝望中脱离出来。而谈话的内容则是两件事：第一，父亲每天必须吃药，还记得那种药叫作安宫丸，每颗168元，每日一颗；第二，家里还欠亲朋好友的借款共计57万元。

未满18周岁，但却是家中唯一还有劳动能力的男人，除了57万元的欠款外一无所有，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现状。母亲曾再三告诫我，这辈子我们一家人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把这笔欠款还清，我每次都是习惯性地点头应承。于是我的肩膀上从此多了一条扁担：一边挑的是57万元的巨额欠款，一边挑的则是对前途的迷茫和恐惧。

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母亲去了一家商场的快餐店做了洗碗工，月工资320元，每天都要洗刷上千套的餐具。在这期间，家里来过很多亲朋好友，他们美其名曰是来探望生病的父亲，其实都是来讨要欠款的。这些人中有的心存怜悯，看见我们一家的境遇后摇头叹气不止；而有些人则麻木不仁，恶言讥讽、谩骂、哭闹、耍泼等各种手段轮番上演，只要能够讨回欠款，他们无所畏惧。

父亲大病未愈，尤其受不得刺激，无奈之下，母亲只得陆续地把手里仅有的5万元都还了回去，勉强换来了一份安宁。自此以后的一年中，我再也未见过母亲露出灿烂的笑容，更多的则是一种无奈和悲凉，她甚至不止一次地在深夜里抱着我痛哭流涕，那种滋味即使在今天想起，仍旧能够引发我内心深处的酸楚。她总是说她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她没有能力供我上大学，甚至没有条件给我一个富庶的家庭环境。但对此我并不怨恨，也不怪罪，只因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或许是一种恩宠，或许是一种惩罚，总之，上天在冥冥之中已经设定好这种境遇了，而我能做的就是奋起反抗。我要让母亲知道，即便她没有供我读大学，即便她没有给我提供优越的生存环境，我同样能够出人头地，我绝不会逊色于那些大学生。因为我深爱我的母亲，我不允许她对我的情感留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