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角度来说，华为企业文化里所彰显的民族主义精神，也可视为对自身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辩词，或者说一种对公众的表态，任正非需要向外界表明，华为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同样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在民营企业地位不高而又身处通信设备制造这种稍显敏感且市场封闭、四处门槛的行业的华为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并且，对民族精神的信仰，可以证明公司是一家具有长期发展目标的公司，这对于培养客户对公司的信赖也有重要帮助，因为通信设备高投入和运行长周期等特点，使运营商需要它的供应商具备提供长期服务的能力。

实际上，华为成立之初，国内类似的小型电信设备商有上百家之众，直到1993年C&C08的研制成功，才摆脱了与这些规模甚小的同行的纠缠，走向了更加快速的发展道路。因此，当华为的主要产品由小型模拟交换机转变为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时，它的主流客户也由宾馆、企业等单位，变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电信运营商。但是，当时号称“巨大中华”的中国四大通信设备巨头中，仅有华为是纯粹的民营企业，所有制身份另类。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在1978年就开始了，但民营企业的发展却经历许多波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性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话题，吴敬琏1997年提交给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写作建议中，还曾经提到：“现在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主常常心存‘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缺乏投资积累的意愿和长期发展的信心。”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知是在新世纪之后才有很大的提升的。在很多人眼里，尽管国有企业工资收入低，但是员工保障度高，企业与国家和职工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无限责任关系”；与之相反，认为民营企业是私人老板，以赚钱为目的，对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是信心不足的。

民营企业要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就需要在企业价值观的建立上彰显它的社会责任意识。显然产业报国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不但能够唤起最大的共鸣，且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有深刻联系。

这对于仍然聚焦国内市场的华为来说，可能尤需如此了。华为要以民营企业的身份，进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国市场，与那些大型国有电信运营商做生意，就需要有一套与之匹配的话语系统，让客户（以及客户背后的影响力量）对自身无论是在企业的实力还是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具有同样的信任。在与北京电信局就C&C08设备的签订仪式上，任正非介绍公司实力之余，就提到华为是“在中国激烈的通信市场竞争中和与世界电信巨子较量中脱颖而出”的公司，呼应了中国电信领域对“七国八制”占领中国通信格局的不满。

中国市场如此，国际市场也经常是这样。在早期的国际化拓展中，华为也经常需要借力中国外交力量，比如最早的几份海外订单，就来自对华友好的几个国家；又比如最早对俄罗斯的投资，1997年与俄罗斯电信等合资成立贝托华为（BETO-Huawei Joint Stock Co.），就是在俄总统叶利钦访华之后不久进行的。换言之，要与国有企业客户走得更近，能在政府外交行动中借力，就需要有一套对方认可的企业文化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简而言之，华为企业文化的语言，对内要能够激发组织能力，对外要与它的市场状况相适应。

这套民族精神的语言论述，除了具备市场公关和政府公关的价值，也具有与公众公关的价值，使舆论不把华为视为另类，遭遇“毁谤”。

华为虽然身为民营企业，是任正非口中时常强调的“没有背景，也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的公司，发展速度却突飞猛进，这的确是很让人关注的。作为一个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后“整顿民营企业”“姓资姓社大讨论”的人来说，任正非十分敏感于这种状况潜在的危险，他在2001年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中曾经提到，华为的快速发展引来了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毁誉参半”，让历经“文革”痛苦的任正非母亲十分不安：“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

任正非安慰母亲说，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对外公示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强调了华为的社会贡献：“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一段话，既是任正非对母亲的劝慰，也可视为对外界的一种自我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