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的一个休息日，我拿到了首卷克罗斯曼日记的纸稿。

日记里揭露的这台政治机器的滑轮、杠杆和叮当作响的零件尽显无疑。哦，这种感觉真是让人着迷。

克罗斯曼在去世前，就其中两章的草稿向我征求过意见。克罗斯罗担心过多的细节描写会招致责难。而我一直鼓励着他，结果也让人相当满意和兴奋。

我很难想象这本日记遭到封杀和删减的结果。漫步在苏格兰的荒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或许能冲破早已设置好的重重障碍。当然，我明白政治八卦能够引起轰动，提高《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销量。对此，我作为主编，自然是毫无异议。

但是，这本日记拥有更为深远的价值。假若我们按照顺序大量刊布，抛弃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就能反映日记的全貌，向人们展现它真实严肃的本质。这才是日记的真正价值。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很难迈过政府的门槛。

作为首相权力和内阁协议的代行机关，内阁办公室将审查日记。1974年4月5日，克罗斯曼逝世。同年4月28日，我宣布《星期日泰晤士报》将在当年秋天，以连载的形式公布克罗斯曼日记第一卷的内容。

内阁秘书约翰·杭特爵士即刻给珍妮特·摩根博士写去一封信件。后者是一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并做过克罗斯曼的助理编辑。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期待看到理查德·克罗斯曼的日记，”他写道，“但我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着实有些惊讶……克罗斯曼先生认同提交手稿的必要性。我相信你和（或）他的遗嘱执行人会将计划出版的部分内容提请审查的。”

此前，克罗斯曼已经选定了他的遗著保管人：他的妻子安妮·克罗斯曼和两个朋友——迈克尔·伏特和格雷厄姆·格林。格林也是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执行董事与合作出版商。6月10日，他们给杭特送去了书的校样。6月21日，两人被请到了杭特豪华的办公室。他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声明：不论删减与否，该日记都不能在30年内出版。日记中充满了对高级公务人员政见的细节描写，这种出版行为会破坏英国政体所依赖的相互信任。

事情至此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