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退一步了。我的目标是按照时间顺序做九次选载。日记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对1966年7月金融危机的描写，在此之前还有四次选载要做。杭特否决了第五次选载中的六段内容。我删除了其中四段，修改了两段。

再接下来的一周，我放慢了脚步。在3月10日，我们实现了既定目标。我们最后公布的内容有近10万字。我原想如此一来，未删节版的日记就能完整出版。谁知该书刚准备推出，就收到了总检察长的法庭禁令。他曾放过我们一马，现在则决意阻止出版商和遗嘱执行人。即便要面临高昂的诉讼费用，出版商和遗嘱执行人也决定起来抗争。我当然不能坐视盟友的孤军奋战。于是，我设法进入了法庭。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一直在浏览未公开的日记材料，内阁办公室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另外，利用先前的长时间准备，我们比较了威尔逊首相和克罗斯曼对同一事件的描写。雨果·杨和约翰·巴里则以养老金和种族决议为案例，采访了其他内阁大臣。在某些方面，大臣们的回忆与威尔逊和克罗斯曼的记述均有出入。日记出版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我宣布还会有更多案例分析。这时，我确信总检察长会有所行动。受访的大臣成为我们挑战杭特的限制的砝码。

我的杀伤性武器就是我精心准备的一版报道，上面在偌大的空白处轻描淡写地写道：“鉴于昨夜高院法官批准了总检察长的禁令申请，克罗斯曼日记的选载到此结束。”

这一次，没有了财政部法务官的午夜来电。但是，图书出版两天之后，我们的律师安东尼·惠特克告知我们：“他们试图取得一个永久禁令来阻止我们。”

我的一通欢呼吓坏了他。在我看来，如果能赢下这场官司，我们不仅可以阻止对图书的审查，甚至能遏制政府的掩饰。

然而，我前往河岸街法院时才发现，总检察长的法院令不仅针对克罗斯曼日记，更企图阻止我们对大臣的采访。根据该令，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任何有关内部讨论的报道，如果涉及政策的形成或执行，内阁秘书都有权详阅和审查。这项限制确保了所有教化只够一名用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日报》的读者阅读。

我们了解到，眼下这些怪诞的附加条件是在最后时刻写下的。作者既不是杭特，也不是总检察长，而是该案律师自行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