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佩泽前去拜访了多位英国律师。他觉察到，多数人对胜诉酬金制反应冷淡。如果玛丽胜诉，事务所可以赚得盆满钵盈，反之则一无所获。他对英国人轻人权、重物权的观念毫不掩饰地批评道：“你们的律师认为，民众能够独自勇敢地承受意外死亡之痛，却又对被盗画作或一匹致伤赛马的赔偿金怀有强烈的正义感。”英国的律师最终为斯佩泽所折服。这位著有18本法律书籍的作家，与唯利是图的律师形象大相径庭。

玛丽·霍普案起到了抛砖引玉的效果，几乎所有受害人家属都纷纷效仿，众多事务所连同斯佩泽一道参与其中。最后，得益于美国对公众利益诉讼和集体诉讼更加开放的态度，339宗索赔案合并在了《霍普诉麦道公司案》的卷宗中。

麦道和劳埃德的律师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大为光火。1974年3月2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分析文章，向受害人家属详细阐述了在美国上诉的益处。麦、劳两家在英国提出的赔偿方案无人问津，我们被指责为怀有成见。然而，与大多数报纸一样，《星期日泰晤士报》只是在传播信息。

即便如此，经历过反应停丑闻案，我从不为和原告美籍律师的密切关系而感到忐忑不安。“29号飞船”的乘客和众多因其母亲服用了有毒安定药而未能出生的孩子一样，都是无辜的。他们的遭遇和身后家庭的困境，有理由让我们拔出新闻业的正义之剑，还原事件真相。我们企盼来自麦道和土耳其航空对空难的解释。当前的首要目标就是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从没想过，解释会如此简单。

问题一：鉴于不久前发生的温莎事件，为什么制造商麦道公司仍旧在6个月后，向航空公司大力推销机库内货舱门锁没有经过任何改良的飞机，并将其交付给了土耳其航空公司？

事故发生3周后，麦道公司主席约翰·布里赞丁承认，这项工作的确没有完成。但他同时表示公司的记录显示，货舱门锁已经得到了改良。他给出的答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选择暂时搁置解释。”一贯的麦道路线，习惯性地将批评嫁祸他人。

温莎事件中，他们就曾向一名行李员发难。4月17日，公司总裁桑福德·麦克唐纳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将巴黎空难怪罪到了奥利机场的行李员头上，称这位大字不识的行李员没有正确地关闭舱门。

晚些时候，我们采访了这位名叫马哈茂德·马哈茂迪的可怜虫。他确实不识英文，但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采访结果令我们满意：行李员是清白的；货舱门的设计存在致命问题，它看似已经锁住，实际却并非如此。这也是温莎事件后被提及修改却惨遭忽视的缺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