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指控？

出版制造了信息。首版故事见报后，我们便发布了连载声明。不久，我便收到了两封信，所包含的内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男男女女开启了另一段陌生又反差鲜明的旅程。这第一封信就来自英格兰的心脏地带。

我很好奇下周公布的连载中，是否会包括一宗1945年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事件，我和菲尔比都曾卷入其中。如果有，我的名字也会被提及，我希望能够在出版前首先阅读相关文本。这起事件让我相信，菲尔比既是一名苏联间谍，也是一个极度不称职的工作人员。那时，我采取了我认为恰当的行动。

第二天，奈特利又一次动身前往什罗普郡的偏远地区，最后在一所位于森林内的大宅前停下。当地的郡治安官为我们开了门。随后，这位名叫约翰·里德的前外交官将奈特利领入他的研究。

“1945年夏，我时任驻土耳其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说，“因为夏天的缘故，我们从安卡拉的大使馆搬到了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一天早上，他们有客人来访。此人名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表面上是苏联领事，实际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前身，苏联情报机关）的区域主管。他想要叛逃。约翰·里德因为会说俄语，被安排和沃尔科夫面谈，但他并非一名情报官员。

沃尔科夫说，他五个月前在莫斯科进入了苏联情报机构总部，手中有大量情报，愿意借此换取一条去往塞浦路斯的安全通道。沃尔科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伦敦的政府部门中有苏联特工，两人是外交部的外交官，另一个在从事反谍报工作。“这看起来是相当重要的资料，于是我用笔记下了纲要。”里德说，“第二天，就让情报员把消息送回了伦敦。”过了好几周，伦敦方面才终于派了一名特工过来，不是别人，正是菲尔比。

“我问他怎么拖得这么久。‘抱歉老兄，’他说，‘可能是出行安排上出了岔子。’”不久之后，菲尔比便两手空空地返回了伦敦。里德尝试再度联系沃尔科夫，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一段时间以后，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据我们所知，这次造访是计划外和非常规的，飞机落地不久便迅速起飞。随行的还有一具从担架上抬下的人形物体，外面裹着厚重的绷带。

“我特意和一名情报官员取得了联系，转告了我对菲尔比的怀疑。”里德说，“但这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了。”对这些背叛的回忆，让他的声音不住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