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里博士是白宫班子的主要人员，拥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和两名秘书，其办公地点位于美国国务院大楼（如今为行政办公大楼）二楼，隶属远东司。当时柯里正忙于解决滇缅公路问题，派纽约卡车公司的经理们前往该地管理交通运输。作为中国获取物资的主要供给线，这条公路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营私舞弊和腐败问题。司机们连给卡车加油都不会，却懂得如何走私货物。派去的纽约人都很严格，但是也深知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

我发觉柯里是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上校以及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国内的后台，而后者是一支非官方组织的志愿空军，配有100 架P-40 战斗机，正在缅甸进行秘密训练。后来我根据柯里的资料，准备详细记录这支志愿队的由来，以此作为情报协调局对华援助研究的一部分。

由于他没有支付下属工作人员报酬的预算，最终我们到12 月份才想出一个主意，即我以情报协调局委派的名义，利用部分时间为他工作。这对于他、我、情报协调局以及战争来说都有好处。于是圣诞节时我在他的隔壁224 号房间开始工作，电话号码为“白宫80 号”。试问，谁还会有比此更加尊贵荣耀的身份象征吗？

就这样，我更上一层进入了权力核心，但是我并没什么特别需要去做的事情，只是四处走访，访问人物，收集信息，继续从事一些较次要的项目而已。这也很有趣，到了风云变幻的1941 年秋天，我很快对即将登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人公有了深刻的印象。

柯里之后下一位上场的人物为斯坦利·亨培克，他似乎与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例如我们都来自美国中西部，都是威斯康星大学贝塔·西塔·派兄弟会的阿尔法·派分会的会员，同时也都是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他曾在哈佛大学讲授过主题为“1793 年以来的远东”的课程，这门课由我接任。有时候我甚至担心我们俩是不是连个性都一样。

8 月15 日我打电话给亨培克博士，告知我已经到达华盛顿。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生硬，他想知道多诺万的目的，还想知道他要做的事，他为什么将这里所有的人都弄得沮丧。我声称自己不知道，确实如此，但我说我希望他会知道，我仅仅以熟人的身份非正式地打电话过来想征询一些建议。也许这样更加适合，毕竟我还没有被分派由谁领导。

几天后，我们去拜访他，还一起喝了酒，但是并没得到什么建议。显然，他认为自己在对华政策方面所做的一切才是必要的。柯里仅仅是执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