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的出版物收集工作由年轻的图书馆学专家弗雷德里克·G. 基尔戈（Frederick G. Kilgour）负责，隶属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处处长威廉·兰格教授的领导。弗雷德里克于1935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专业，但随后前往威德纳图书馆从事缩微拍摄外国新闻报纸的工作。1942 年3 月兰格把弗雷德里克选拔上来，派他负责收集主要来自德国的出版物。由于其委员会涉及许多机构的利益，所以尽管弗雷德里克只有28 岁，但突然间便身兼数职，不仅是外交官、科学家，也是办公室勤务员。东亚并不是他最少操心的部分。我有莱卡相机和胶卷，因此可以将一些我希望从中国情报机构获得的有关日本、中国或者其他方面的资料缩微拍摄并寄回华盛顿。例如，伯顿·法斯就急于获得来自东京的报刊、年鉴和政府报告等资料。

由于我也希望将中国的出版物送回国内，打通困难时期被中断和关闭的正常管道。因而我是由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派到中国的代表，虽然预算紧张，但得到很多善意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国会图书馆东方区负责人恒慕义博士的支持。

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想从中国方面有所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这是最简单古老的互惠思想，显然一味地向别人索取，却什么都不付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成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研究分析处的非正式代理人。与此同时，威尔玛在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帮我挑选了一些美国学术和科技出版物，并拍摄成缩微胶卷寄给我。我自己也随身带来了一台由华盛顿的一位科学家发明的投影仪，和一套供放大用的灯泡、镜头，可以用来拍摄其他胶卷。

为了在我所从事的工作中贯彻互惠原则，我在为麦克利什1942 年8 月12 日起草的指令和为多诺万上校8 月18 日起草的指令中都加入了下面这句话：“你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版物的交流。”

我向高思先生充分谈了很多我的看法，对于目前美国的驻华军队以及战时机构支离破碎的情况表示遗憾，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像一只多头怪物，没有能力执行统一的政策。劳克林·柯里博士由于直接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因此不需要经过大使就可以直接与蒋介石联络。盖乐博士也有自己的密电码，像军事系统一样单独行动，大使无权干涉。所以我必须确保自己的三项学术任务没有威胁到大使已经十分微弱的权威。

高思大使如同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在一次招待会之后，他和麦克拉肯·费希尔以及我三人一同回来，他和我们整整聊了一个小时，他讲到他在上海领事馆时候的故事。当时他查获多个毒品走私集团，并将其绳之以法。正如他所讲的，他坦白说他最希望做的工作是成为国内某个地区的地方检察官，严格贯彻法律制度。他多么希望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退休，能得偿所愿。他声称自己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典型的美国佬，不能忍受公务浪费和不讲效率。即便范宣德以温和的口吻劝阻他，他还是决定准时参加委员长特设的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