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海军界梅乐斯以技术能力过硬而获得提升。他当时已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电气工程硕士学位。1940 年至1941 年，他任职于内部控制委员会（Interior Control Board），作记录员，将一些设备应用于海军军舰控制系统。和他一起工作的委员会成员后来成为海军下属各局的成员。由于他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会之地，他需要连续不断地举办一种非正式的咖啡聚会，海军的军官们都可以顺便进来聊聊天，休息片刻。

后来，这位生气勃勃、能力出众而又生性浪漫的技术师遇到了一个热情的朋友，中国驻华盛顿的副武官萧迅如（Hsiao Hsin-ju）上校，于是他便开始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到1940 年至1941 年间，关心中国的海军官员，预见到需要在中国派驻海军观察员，这样不仅可以监控太平洋的气象情况，同时也能监视各个口岸的日本船舶。萧迅如上校经常和梅乐斯讨论此类问题。不久，他和他妻子就成为梅乐斯的好朋友，两家常常一起共进午餐。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欧内斯特·金上将立即口头指示派梅乐斯前往中国，要求其建立一些基地并为海军登陆中国海岸作好准备。但金上将的书面指示中，他只任命梅乐斯为海军观察员，由美国大使馆直接领导。此外，在美国大使馆还有一位他的同班同学，来自海军陆战队的海军武官吉姆·麦克休（Jim McHugh）上校。（我们早在北京就认识麦克休。）

下一步，海军总司令金上将、梅乐斯、梅乐斯的担保人威利斯·李（Willis A.Lee）上将以及萧迅如上校着便装秘密地在华盛顿酒店会面。萧迅如上校竭力鼓吹自己的观点，获得金上将暂时性的口头认可。很快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让梅乐斯来中国与戴笠合作。事实上，戴笠在华盛顿的代表并不是别人，就是萧迅如上校。

“那么，”梅乐斯问道，“戴笠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

梅乐斯的回忆录如此开场，此外书中还叙述了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受到引导，与这位中国的埃德加·希姆莱（J. Edgar Himmler）建立起看似亲密实则脆弱的关系。他发现，尽管萧上校介绍戴笠时说他品格如何之高尚，但在美国情报人员的报告中，却都说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鉴于梅乐斯项目所作的贡献，作为中间人的萧迅如上校确实功不可没。问题在于：萧迅如上校需要找到一个与各界有紧密联系、善于随机应变的天生的领导者充当美国援助的通道，他应是一位中国真正的朋友，拥有先进的技术且不在意宏观的政策问题。毫无疑问，梅乐斯个人品质出众，对政治关注度不高，是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