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的重庆又待了一年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国民党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渐得出上述结论的。

首先，有更多的时间卧床休息，因此我有了更多机会对我所接触的人物和访问的地点所产生的印象进行深思。生病成为大多数在国外工作人员生活的一部分。1942 年冬末至1943 年春天，我连续患重感冒，并引发了肝炎和阿米巴痢疾。我的感冒也是在和比尔·费恩（Bill Fenn）从成都返回重庆之后发作的，当时天气十分寒冷，而我们两人坐在邮政卡车的车顶上。乘客坐在邮件袋上是一种惯例，但是我已经不记得车费具体是多少了。由于没有找到军用飞机，最终，比尔·费恩带我去拜访邮政局局长，并获得了许可。公共汽车被描绘成如同下午6 点的布朗克斯快运（BronxExpress），乘坐过山车一下子驶入了公海。有些人将巴士旅行比作穿行加尔各答黑洞的中间通道。征服了自然的西方人现在不得不应对这种机械；而中国人从头到尾一直都被自然和机械所困扰。因此，有时候是汽车载乘客，有时候却是乘客推汽车。

我们在早上4 点半到达邮局。其他的乘客站在一边互相打量，他们想知道谁可以抢到驾驶室的位置。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位置是留给符合身份的人乘坐的。最终我们在6 点半出发，我们一行8 个人的行李被扔在邮包堆最顶端，其中比尔和我以及其他5 个人坐在邮件袋上。天太冷了，在这种极其寒冷的情况下，想要舒服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紧挨着那位穿得厚实、肥胖而有弹性的中国女士了。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系以及后来比尔·费恩掌管的教会大学联合理事会，都应该感谢这位我们为了取暖而紧挨着的女士，要不是她我们可能早就被冻僵而殒命了。

两周之后我的黄疸开始发作。因此，随后的一个星期，我粒米未进，至少是没有吃下任何东西，皮肤逐渐变黄。很多人到我住处来探望我，一些人我很熟悉，一些人我之前没有见过。当我不想再见任何人时，我不得不深深叹息或是低声呻吟。我们的厨师是一位擅长以各种方式做没有营养价值的菜的高手，他会把有鱼腥味的大白菜、胡萝卜片、白菜味的土豆一起煮成烩菜。但是如今他也生病了，他的助手是个乡下人，很难让他做无油脂的食物。他本来可以非常容易地做没有油腻的菜，但最终他以每只124 法币即6美元的价格买了4 只雏鸽，用水煮了。这是个奇迹！

然后，临时代办范宣德将我接到大使馆，安置在大使的床上，当时大使先生恰巧回国。我在那里病情得以迅速好转。

写于大使的床上。从大使的角度来看，如今也是我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缺乏吸引力的城市。大使馆的房子位于高出水平面100 英尺的位置，周围还有其他灰色的石砌的房屋，高高低低、杂乱无章地分布于山坡上。连接这些房屋的石阶蜿蜒而上，在屋顶和垃圾堆之间若隐若现。山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了彻底的修整；修理工用当地水泥铺满了整个坡面，就像这座大使馆或是隔壁重庆俱乐部的正面一样。水泥丛中还有正在开花的树木和花园，但是效果还是一样，四处一片灰暗，毫无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