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实质在教育部试图控制各个高等院校的课程内容一事上显现出来。一方面，教育部发布指令规定必须讲授的课程，而另一方面，讲授该课程的教师则自行教授自认为更好的内容。而对于教育部发号施令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同样，教师应该按照规定教学也无人质疑。于是双方默认这样一种无效的状况。即使政府有好的想法，也无法保证其实施。情况很快恶化为一个人的独角戏，即部长想要做某件事，只有他的支持者和朋友附和，其他人则避而远之，并不照办。

通过与其他外国人沟通，我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我们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一位自辛亥革命前就开始传道的老前辈丹尼尔·戴伊（Daniel Dye）博士告诉我：

从1937 年爆发战争的头三年里，学生的热情日益高涨。合唱团在全国进行巡演，并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活动。这是中国奋起斗争的一段时期，并已通过宣传让西方广为知晓。在珍珠港事件前，戴伊先生回国休假了一年时间。当再次返回中国时，他发现这种精神已开始消退。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精神又进一步变质成知识的停滞。陈立夫兄弟的CC 系以及其他的政府人员担心未经政府批准的学生运动会席卷整个中国并将他们扫地出门。正如芮陶庵近来访问17 所高校后所感受到的一样，人们对国事冷漠。

随着政府的威望愈加成为问题，领导阶层也感到愈益身陷窘境，与反对派形成对峙，并对他们持猜疑态度。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蒋介石鉴于20 世纪30 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建立了效忠于他个人的青年军官秘密组织。30 年代中期广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就是这个组织幕后操纵下试图凸显个人对革命的绝对领导的一种外在表现。中央政治学校的陈立夫和他的兄长陈果夫作为主要组织者倡导国民党效忠于继承了孙中山遗志、成为党主席的蒋介石。

陈立夫的行动象征着中国由王朝家族的统治转变为政党专治的统治。两种制度都依赖于下级对上级层层传递忠诚，直至效忠于掌有最高权力的那个人。过去的皇帝启用外戚，这些人完全依附于皇帝，而皇帝则把自家兄弟当成了潜在的对手，对其加强监视。如今，新的政党领袖也依靠忠于他们个人的党内派系领袖。陈氏两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共同领导着国民党内部的CC 系——与蒋介石一样，也来自浙江，而他们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与他们共同的革命导师，彼此之间关系亲密，如同一家人。陈果夫设法招募了7000 名学员，并在黄埔军校让蒋介石对这些人进行培训。这些人形成了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基础。随后陈果夫将国民党改组为准列宁式政党。1927 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关系破裂，他知道该杀谁，尸体该埋在哪里。陈果夫还是国民党组织部与负责培训公务人员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指航灯塔。1943 年我曾在中央政治学校进行演讲，发现那里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环境十分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