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极权主义”，不是大家理解的历史上不绝如缕的暴政或专制形式。汉娜从孟德斯鸠对政体定义的基本特征出发，概括了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意识形态和恐怖。通过此二者的高度结合，极权主义实现了对人的自由的彻底根除和对人的全面统治。暴政专制通过暴力手段消除人的政治自由，而极权主义则通过不断的运动：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运动过程本身。

离开了胡兰成的张爱玲迅速地萎缩凋谢了，可离开海德格尔的阿伦特却迸发出研究热情，在政治哲学舞台上衣袂飘飘起来。1961年，纳粹头号战犯——欠下300万条人命的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并被送至耶路撒冷受审。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身份发表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是个“不肮脏具有良心的男子”。不错，在现实生活中，艾希曼可能是一个好老公、好父亲、好上司，他只是在执行由“国家理性”被正当化了的自己国家法律对他的要求，他的错误只是在于他不知道纳粹的法律是错误的。相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极端的恶”，艾希曼是“平庸的恶”，一种完全没有思想、缺乏起码的思考力和判断力的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汉娜就提出了“极端的恶”（the radical evil），这个词其实来源于老宅男康德的“根本恶”，它不是指具体的多变态多极端的恶，而是一切恶之可能的根源和依据。康德讲究绝对道德，在他看来，如果要杀你朋友的杀手站在你家大门口敲门，而你朋友此刻正藏在你家衣柜，你要是向杀手撒谎你朋友不在你家，你都是在作恶。“极端的恶”有三个特征：无法惩罚，无法宽恕，无法预测。

如果艾希曼的例子你较为陌生，那我可以拿奥斯卡获奖影片《生死朗读》做案例分析。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汉娜曾是纳粹统治下的一名集中营女看守，在转移犯人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受死时，关押犯人的教堂发生火灾，她没有打开狱门致使几乎全部的犹太人被烧死。战后，她坐上纳粹战犯审判法庭的被告席。她曾经美丽丰腴充满母性，她曾帮助生病的15岁少年并发展为秘密情人关系。可是，她有罪吗？如果有，那用什么罪名来惩罚她？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她的罪名就是“平庸的恶”：一种对自己思想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战后，当海德格尔因为和纳粹的关系四处遭受谴责鄙视痛斥时，汉娜·阿伦特于1950年回德国看望他，17年后第二次握手，汉娜再次为他着魔。她从此为修复他的形象而四处奔走：亲自去耶鲁讲授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积极推动他的著作在美国出版；替他的行为辩护；帮助已然潦倒的他拍卖《存在与时间》手稿；为了照顾海德格尔的情绪，她甚至放弃为雅斯贝尔斯致辞；她的《人的条件》出版时，她甚至小心翼翼地不想让海德格尔知道。她怕他受不了，受不了那个永远听他话的18岁绿衣姑娘有一天也会成为名人并超越他。从1967年后，汉娜每年都要去看望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