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逻辑，与前不久张维迎一部作品的标题“市场的逻辑”，两相呼应。维迎在那部作品里强调了“企业家”于市场经济的核心重要性，其仁在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乃至第三部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反复强调的，是诸如邓小平这样的“政治企业家”于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核心重要性。凡论及企业家活动，由这类活动的创新本质决定，我们必须将只在未来才被普遍意识到的那些现实可能性纳入分析框架，于是，如前述，与“逻辑”之本义有内在冲突。因此，这两部作品的标题所称“逻辑”，是口语意义上的类比，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自洽体系。

在想象力的约束下，如每一位数学系本科生的日常功课所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建构许多逻辑自洽的体系。但是，逻辑学泰斗（也是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罗素明确表示过，任何逻辑自洽的体系里，总有一个或两个（或多于两个）被称为“逻辑常项”的参量最为重要，因为这些参量是逻辑体系与真实世界的基于常识的界面。当我们关注真实世界时，在想象力约束下存在着的无数逻辑可能的逻辑自洽的体系当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凡参加过经济学研讨会的留学生，常听到参与者的评论：这是不相关的（this is irrelevant）。很严重的批评，你皓首穷经十年寒窗炮制出一套理论，被认为与真实世界“了无关系”，多么致命的打击呀。是的，经济学是介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社会科学，它必须坚持哪怕仅通过一个逻辑常项与真实世界相关，而不能不相关。

我尊重其仁，私人情感之外，主要理由就是上述我的这套理论见解——哪怕我熟悉千百种理论，我其实最关注的仍是与真实世界相关的理论。而这一相关性，或者说，我与真实世界保持的基于常识的界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是否认真地倾听其仁的声音。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马克思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里（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卷46上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采取了上述的第一种方法，也就是从具体进入抽象的方法，非如此而不能建构经济学的“体系”。而马克思自己坚信真正的科学方法是上述第二种方法，他称之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非如此而不能“理解”经济学。

也是在这一节，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或许，他也感受到元化先生在囚室里感受到的那种生命之不能被逻辑化的永恒冲动？或许他也如元化先生这样对伟大文学作品保持着难以遏制的阅读激情？总之，我从元化先生的读书笔记，感受到了马克思上述见解对我学术生命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