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实际上已被迫走在了非改革开放不可的十字路口。1978年5月，《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文章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了任何理论是否反映客观实际，是否为真理，只有靠社会实践来检验。文章尖锐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枷锁还没有完全被打碎，号召人们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用现成公式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勇于研究新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矛头直指“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章引发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在邓小平对“两个凡是”作出严厉批判的影响下爆发的。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过：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5月，他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指出，不能从个别论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就是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藩篱，清算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中共党内、在全国泛滥成灾的“左”的错误思想，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从而为即将到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

1977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先导，通过全民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终于否定了长期束缚中国人手脚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

改革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新的开端，改革、建设与开放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三大显著标志，邓小平时代因此被视为中国的“中兴时代”。如果说邓小平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有什么贡献，我想最首要贡献就是他开创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新局面，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找到民族繁荣的道路，中国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历尽坎坷与曲折，犯过许多错误，从而失掉了很多发展时机。怎样才能使民族繁荣呢？邓小平果断而明确地指出：这就是改革。第一是改革，第二是改革，第三还是改革。

早在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时就谈到了改革问题，并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场新世界的革命。他说：“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经济的需要。”这段话说得全面且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