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建立了一个在历史任何时期都无可比拟的有凝聚力、有威信的中央政府，获得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具有能有效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的能力与力量，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服务。在分析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改革开放前留下的制度遗产，这是理解今天社会制度变革的一把重要的钥匙。笔者认为，前改革开放时期（也可称为“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制度文化遗产就是一个高效能的强势政府。

西蒙·库兹涅茨（S. Kuznets）在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指出：根据众多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现代经济增长，连同它持续的技术和社会革新及其结构变动的高速度一起，需要一个国家基础来作为公证人，和平疏导变化，并为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承担直接责任，一系列的进一步后果就继之而起”，“主权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成近现代史上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缺乏组织性和现代管理协调能力，国家能力的薄弱导致了社会呈现低度组织化的状态。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军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全社会的组织能力、军事组织能力、财政税收组织能力和工业管理的组织能力方面都非常涣散和薄弱，在面对西方列强，一个GDP虽然庞大、人口众多的古老文明却不断遭到凌辱和侵略，这充分体现了中西两种不同社会组织能力和管理组织能力的社会所产生的国家的“效能差”。由于缺乏组织能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时断时续。

笔者研究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的政党，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改造非常成功，中国从一个涣散的、破碎分割的、弱组织化的“原子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高度纪律性的、高度组织性的面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组织社会。有的人从民主人权的角度批评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是如何落后、专制极权，但是从社会演化角度看，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结束了150年以来中国纷乱和被侵略凌辱的局面，同时结束了中国社会弱组织和无组织能力的一盘散沙的状态，成为一个高度紧密凝固结构的高组织化的社会。中国政府也发展成为一个高效能、高组织的全能主义政府。

毛泽东时代后的三四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央政府作为一个全能主义政府也随之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高度服务型的政府和懂得经济规律和微观经济运行的政府的过程。政府在高度开放、强调竞争和自由的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经济规律，让整个国家充满竞争气息和向上提升的动力，同时政府也知道“没有市场万万不能，但市场又不是万能的”的道理，深刻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市场带来的无序性可能对社会生产产生的摧毁性影响，因此中央政府高度的调节能力和宏观的组织服务能力依然是重要的。

其实，现代化本身要求的就是市场效能、国家效能和管理效能的同时扩大，需要微观经济系统的功能分化和按市场本身的规律运行，同时又需要强有力的国家管理和组织能力来调节市场的无序和盲目性，需要国家具有建设四通八达的基础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现代化的港口、机场、桥梁和现代的物流管理体系）高度的动员能力，需要国家用来改善经济建设和投资环境的高度的组织能力，还需要国家对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和生态平衡进行一揽子的协调管理。政府能力必须强大、高效、现代，管理组织水平要得到不断加强扩大，同时市场也要获得充分竞争和活力，其实质就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双强效能。这个双强效能，在中国改革开放了30多年的今天再回头看，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是结合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