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西方赶超古代中国，德国赶超英法，美国赶超德国和欧洲，日本赶超美国一样，从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后来居上的中国也在不断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既然二战后与中国相差不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在短短二三十年里跻身于世界发达和准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又有多少理由断言中国就不能后来居上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跃迁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呢？后来居上就好像在竞技场上的赛跑，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中国向前跑，发达国家也在向前跑，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速度相同，或者慢于发达国家，两者之间距离无疑会进一步拉大；而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预测也将表明，未来中国经济还将持续保持在中高速度，中国在赶超法、英、德、日后最终赶超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已经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了。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中国的伟大复兴已经被中共“十八大”选举出来的领导者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然，“后发优势”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要求落后程度不能太大。首先，后进国家要有工业发展必要的基本条件，如道路、电力、电信、一定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等。其次，要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因为即使是引进技术，也要有一个选择、使用、吸收、改进和创新的过程。没有具有这类能力的科技人员（至少具有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教育基础性人才），是很难选择出适合于中国本国国情的技术，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国科技开发的能力。经验实证表明，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各国和地区，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初期都具备了较强的科技能力，德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无一例外。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分析中国香港和台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出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经验时，几乎都提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政情的突变而从大陆移居该两地的大批科技人才和工商界人才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后起现代化国家，中国具有诸多后发优势，有一些甚至在以往的后来居上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无法具备的。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中国从苏联这个第一社会主义大国直接引进了大量适宜的技术、工艺、管理经验、企业组织制度、吸收外资，借鉴其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少走弯路以避免前车之覆，防止现代化过程中某些副作用和剧烈阵痛，第一次实现了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从而缩短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时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又通过全方位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来优化其国内产业结构，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的迅速转变。中国同时也具备了有效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经济能力的条件。中国的科研水平和各层次的工业技术水准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卓著的，可以说在航天技术、核工业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到各类消费品工业技术等各个层次，中国都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专家和工业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驶入了快速道，不断增强的基础设施有力地支持了现代工业化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等重要国家政策，采取各种形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到2010年底，中国绝大部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跃居世界前列。 中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了2009年的第二位。2006年初中国外汇储备突破890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更高达3.2万亿美元。中国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专职科技人员之多，堪称发展中国家之最。中国国内市场之大，使得立足于大规模生产方式之上的工业技术不会碰到与市场不相称的难题。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中国后来居上的重要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