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问，为什么在市场结构条件大体具备的情况下，还要维系政府对电信资费的全面管制？我的答案是，因为中国电信市场上彼此竞争的数家公司，全部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既然都是国有公司，彼此开展下限竞争是可能减少行政垄断利润的。作为国有公司“老板”的政府部门，下不得手开放资费的下限竞争，是合乎情理的。更有甚者，国有公司打价格战，可能割肉而不伤身—降价不是来自管理的努力和成本的节约，而来自损耗国有资产的本金。政府作为老板，对此更不能熟视无睹。

看似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政府在电信市场数家国有公司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后，依然坚持全面的价格管制。更加要命的是，政府管价的重点不再是控制垄断高价，而是不准从业者突破资费的下限！管制对象还是国有电信公司，但要管制的行为却不再是凭垄断地位谋取“垄断暴利”，而是为竞争所迫以降价取悦消费者！政府管制与大众利益对垒，显然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困境。

宣布改行上限管制政策是合乎潮流的。但是矛盾还是存在：下限价格竞争可能减少国有电信公司的赢利，增加其亏损。要把电信营运商合并、捆绑成数目更少的“航母”吗？也许管用，但除非重新回到独家行政垄断的体制，否则价格竞争的压力多少就还存在。

要摆脱左右为难，不妨实验另一种取向：政府多发电信营运牌照，特别是给民营公司发电信牌照。让具备利润动机但绝对无权控制对手进入市场的公司，在下限开放的环境中竞争图存吧。别的行业早就看出了结果，电信行业真的例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