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来说，城市的扩张应该带来经济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城市的扩张又不断使郊区城市化，降低土地的平均利用效率。那么，这两种效应哪个更大呢？

根据我们的测算，在离大都市圈核心港口城市上海、香港和天津450公里的范围内，规模经济效应占主导，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这大致就是以三大港口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及其所能辐射到的腹地范围。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却降低了土地平均利用效率。

国际上也有不少研究证实，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集聚程度所处的位置大致相当于其人均GDP所处的位置。也有研究显示，由于受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政策限制，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规模都低于其最优水平。换句话说，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如果想违背经济规律，走分散发展的道路，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这个代价之重，连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都承受不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前后，东京曾经历了一段首都功能分散的时期，其结果是东京人口规模有所下降，而与之相伴生的是东京的发展速度和国际地位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东京的经济集聚效应的下降还影响到了全日本的经济增长。最近这些年，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在1996~2006年间，东京的年均人口增长量为8.88万。截至2011年，这一增长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

治理“城市病”：堵不如疏

现在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城市病”，具体来说，主要就是拥挤、污染和犯罪，但人们往往不去想什么是治理“城市病”的有效药方。

当然，限制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直接“治病”。但问题是，这样做的损失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牺牲的是城市扩张对于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收入的积极作用。所以，对于“城市病”，宜疏不宜堵！打个比方，人的年龄越大，病就越多，那么，我们是应该去找永葆青春的药呢，还是强身健体？

更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城市规模和拥挤、污染、犯罪这些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有时，“规模经济”的道理也可以有效地用于治理“城市病”。比如说，人们在大城市里感觉到拥挤，而在现代城市里，缓解拥挤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共交通，特别是城市轨道交通。而城市规模增大，恰恰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发展更为密集和便捷的轨道交通。城市越大，轨道交通网络越密集，越有利于发挥其缓解城市拥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