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1997~1999年全球石油价格不仅相当廉价，中国急需的全球其他重要资源也都处于非常低价的时期。同时，从1995年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加速上升，到1996年中国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5亿吨，1997年中国粮食产量是4.94亿吨，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创下历史纪录，达到5.12亿吨，1999年中国粮食产量是5.08亿吨。

1997~1999年，中国社会运行在粮食大丰收的自然周期中，也是东盟经济、日本经济、俄罗斯经济和拉美经济债务危机大爆发的时期。尤其是俄罗斯经济和拉美经济，这些全球重要的资源供给国家当时极其迫切地需要大量出售资源，来获取美元进行债务结算。

所以，1997~1999年是中国经济应该趁机开足马力加速发展的时刻。如果当时能够进行超级基础建设扩张，进行超级货币供应扩张，把贸易盈余大把地花出去，低价抄底全球资源，中国的历史要改写，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

当时我们的贸易盈余累计为1 131.7亿美元，去抢购全球重要的资源的话，可以创造出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是乘数效应的财富，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上天赐予的重要时机。

重要的是，当时1 131.7亿美元的购买力对比今天5 291.7亿美元的购买力，水平相当。相对当时的国际物价，当时的中国是真正的富有。并且，如果1997~1999年我们向俄罗斯和拉美国家购买资源，这些国家会当救命稻草般迫不及待地将资源倾销给我们。

因为当时东盟经济和日本经济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本无法购买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商品。而现在，世道变了，如果我们大量购买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商品，就必须面对每天的价格暴涨。显而易见，1997~1999年中国经济真实的情况是“天时地利”，而当时的中国却选择了自我的经济结构改革，放弃了从全球市场中获取大量真实财富的重要机会，也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严重贫富分化和恶性的房地产价格埋下了结构性的伏笔。

此时我们不难发现，如果1997~1999年中国能够放弃5 000万名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再就业”政策，放弃房地产市场的商品化改革，而是参考和学习美国政府早期推动美国社会基础建设大浪潮的成功模式，在中国推行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扩张，掀起中国基础建设的大浪潮，那么，中国的经济资源就不仅是绰绰有余，而且对中国经济使用世界资源成本而言，也是“最优成本”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