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既然官场的生存环境大多像您所描写的那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汲汲于仕途而乐不知返呢？

王跃文：利之所在，趋之若鹜。目前中国官场仍然主导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相对来说，官场中谋事，利益最大，风险最小。就拿乡镇干部来说，很多地方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干部工资都兑现不了，可是并没有几个乡镇干部愿意离职另谋生路。我也见过很多基层干部拿着很低的工资，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基层的确有很多兢兢业业的干部，我向他们致敬。但不管怎样，当干部总体上要比其他很多职业好。越到上层机关，干部待遇越好。如果有个一官半职，更不消说了。如果当了官而又能狮子大开口，日子就更好过了。官做得更大些，张嘴气吞山河，跺脚地动山摇，那份飘飘然，就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想象的了。

清代朱翊清的笔记小说《埋忧集》里有一则故事叫《捐官》，讲一个姓赵的布贩子花钱捐了个通判。清代捐官本是合法买卖，但这个布贩子太不通窍。按当时的规定，官员上任前需得引见。所谓引见，就是见皇帝。皇上问他做什么出身，为什么要捐官？赵某不会讲漂亮话，直说了：“我私下以为做官比卖布生意更好些。”皇上大怒，革了他的职。赵某非常气愤，跑到吏部大闹，说：“既然夺了我的官，就该把银钱退还给我！”吏部尚书哪里肯退钱呢？罚下去掌嘴五十，抽了一百鞭子，赶出吏部衙门。明代冯梦龙《古今谈概》记有一事，说的是明世宗时通州边事紧急，皇帝怒而杀掉兵部尚书丁汝夔。官员们感叹说：“仕途如此险恶，做官还有什么意思？”有人却笑道：“如果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那就不要做了；如果一个月杀一个，还是要做的。”

自古有道：千里做官只为钱。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现代官员不能再是这种心态。可是，目前升官发财的思想，似乎仍在有些人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伊渡：但是，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能做大官的更加是少数。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官场上庸碌终身。

王跃文：这就是那个西方寓言所说的，潘多拉盒子里还留有希望。官场上，升官的希望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努力工作、小心做人、拍马奉迎、投机钻营、贿赂上司，等等。可悲的是很多人虽然如愿以偿，却丧失了人格和人性。几乎有个规律，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有媒体披露，广东省番禺市前公安局局长因贪污巨万而被判极刑，可他在遗书中追悔莫及的却是这两大憾事：一是曾经花天酒地，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家里有几瓶却被抄家时没收了；二是在香港等地出入那么多高级场所，有钱，也有资格，却没去住过总统套房。人性堕落到这个地步，真是荒谬绝伦！

我在小说里更关注的是残酷的现实对人性的掏空和戕害，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比方贪官一倒台，身边喽啰一窝儿端且不说，他们的家人都会牵连进去。我吃惊的是他们全家男女老少贪污犯罪，居然可以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全家都是坏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就不别扭？我的这种疑问显然是迂腐可笑的。他们不但不觉得别扭，只要没有东窗事发，他们都以高等人自居，成天白着眼睛看别人。每见报端披露某某贪官落马，妻儿老小尽数入狱，我眼里所见更多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