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出口，有那么单一吗？

写这篇文章时，我窝在济南文化东路松果餐厅的角落里，一边打字，一边和一个脸蛋像苹果一样的服务员斗智斗勇。算了一下，已半年未回丽江。半年未见了，有那么一点儿想大军，没我给他敲鼓，不知道碟片卖得怎样。

上次从丽江离开的前夜，大家喝了一夜的酒，靳松弹着吉他，老兵送来烧烤，大冰的小屋清清净净，满地空酒瓶。摇曳的烛火里，我慨叹了那些死在滇西北的朋友，又回顾了这些年共同走过的路。我借着酒劲儿问他：“大军，这么多年，有件事我一直没搞明白……你怎么这么能吃啊你。”

我没见过他喝醉过，可那次他醉得直摇晃肩膀，他盯着脚尖和我说：“我挨过饿。”

彼时，他酒气满身满脸赭红。

这个男人在仫佬山寨长大，成年之前吃肉的次数两只手就能数过来。年少时迫于生计，跟着同乡在离家千里的建筑工地打工，扛水泥，切割钢筋，在没有保护的脚手架上结束了自己的青春期。

他因为饭量大而被工头奚落，为了唱一次街头卡拉OK而生平第一次进理发店。被欠薪，讨薪水被打成重伤，见识了江湖郎中的虎狼药，同乡冷漠的脸，然后带着满腹委屈和对这个世界的不解去流浪。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乡村里被迫接受不同程度的屈辱，他住过收容所，也住过水泥管，偶尔靠力气换来一些粮食，却始终被饥饿的恐怖笼罩。

弱冠之年，在一个遥远的城市结识了好心的流浪歌手，他尊称那人为老师，老师把所会的所有吉他知识倾囊相授—不过是几个最基本的吉他和弦，却由此拯救了他接下来的人生，他说：“自打会流畅地扫弦那天开始，我就再没有考虑过自杀。”

接下来的日子，唱过地下通道，也唱过乡村的红白喜事班子，依旧是流浪，路却越来越晴朗，挣了钱就买米，自己做饭，一开始熬粥，后来煮饭，后来偶尔做蛋炒饭，他向我描述那些年每一次吃完蛋炒饭后的那种幸福，“简直和性高潮一样悸动人心，”他说，“我从未浪费过一粒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