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本身就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价值。在数百万全神贯注的电视观众面前，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向PBS（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比尔·莫耶斯讲述故事如何搭建人类文明的基本架构。在这类关于“神话的力量”的电视节目的激发下，大批电影工作者、广告人、管理学家将讲好故事的原则纳入日常最基础的工作中。就连大脑研究学者也认同，叙述是认知构成中的一项基本要素。正如凯斯西储大学学者马克·特纳所言：“叙事性的想象（故事）是形成思想的基本方法。推理能力的培养也以它为基础。它还是我们展望未来、预测、规划和解释的主要方法。”科幻小说作家娥苏拉·勒瑰恩也说过：“从《长发公主》到《战争与和平》，故事是人类发明的促进相互了解的一种基本工具。曾有过伟大的社会不使用轮子，但没有一个社会不讲故事。”

用系列故事体验世界有助于找到其来龙去脉，这对人们有慰藉作用和指引作用。此外，它们还能帮助人们消除障碍，将其重塑为通往更佳地点的道路上或临近旅途终点的一处小小颠簸。只要还有足够的冲劲、前进动力和戏剧张力，我们就能暂且克制住自己的怀疑，继续留在故事中。

20世纪末显然给了我们足够的冲劲、动力或张力，或许给得太多。时光回溯至20世纪中叶有些古怪的1965年，影片《欢乐满人间》获得了5项奥斯卡奖，摇滚乐队“感恩而死”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太空仙女恋》在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播。那一年还见证了人类第一次太空漫步、超文本的发明，以及第一次成功运用人工呼吸机，这些事件、发明及其他事物带来了太多、太快的变化，以至于阿尔文·托夫勒受其触动发表了名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未来”的文章，并在文中首度提出“未来的冲击”这一说法。

我们能预见到，火山爆发式的错位、扭曲和逆转不仅会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还会发生在价值体系中以及个体对现实的感知和构想方式中。这样大规模变化的速度还在不断提升，这会让大批人感到迷失、困惑甚至崩溃……就连最有学问的人今天仍假设社会是相对静止的，他们最多也就是尝试按照当今潮流策划一些简单的、线性的任务。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未来到来之前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简而言之，就是未来的冲击。

托夫勒认为，事物变化得太迅猛会让我们很快丧失适应能力。新药物能延长我们的寿命，新医疗技术能够改变身体或基因组成，新技术会淘汰某些职业或实现即时通信。就像移民初到一个国家会感受到文化的冲击，我们也会很快面临未来的冲击：一睁眼发现世界早已改头换面，已经认不出来了。让我们失去方向感的并非是某种特别的改变，而是改变的速度本身。

因此，托夫勒建议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未来学家。他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阅读更多科幻小说，参加一些讲授“如何预测”的特别课程。对托夫勒而言，缺乏基本的预测能力俨然就是“当今世界功能性文盲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事情的确就是这么发生的。我们没有在小学阶段学习未来学课程，却从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中勉强学到了有关未来学的内容。我们或多或少都已成为未来学家，在角落里窥测下一个大事件，甚至再下一个大事件。不过我们就这样过来了。这里，当下。我们来到了未来。从这一刻起，故事真的土崩瓦解了，我们开始体验 “当下的冲击”引起的第一项真正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