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天，我们在长沙相识的湖南台领导周先生来京，电话约我们在香格里拉见面。他已离开湖南，去了一家香港的境外电视台任台长，运筹帷幄，正大规模举贤纳士。听说我们在北京，趁出差的空档相约一聊。他开门见山，问我们肯不肯去协助他，工作地点在深圳，境外台空间大，待遇好，只是工作地点在广东，若我们点头，又得大费周章地转战深圳，要下一番决心。

他说，这么年轻，背井离乡来北京，有勇气。但深圳离长沙近，想回湖南，分分钟。

整个见面不超过半小时，他匆匆离开，走时说希望三天内得到我们的答复。

很纠结的三天。

打电话和家人讨论，说深圳温暖干净，虽然治安相较北京略差，但饮食属南方口味，服务也讲究，很好。粟智则打给了湖南经视的老领导晓华姐，听她的建议。她说是个机会，但要谨慎对待。打给深圳的朋友向丹，嚷嚷说，把家里收拾干净，我要来借宿了。打给黄瑾，我马上就要离你们近一点了，开心吗？

我们都没提这件事，严重的拖延症，不愿面对，不愿决定。第二天就要回复周先生，去或不去，不能再踌躇不定。

似乎默契地决定了去。逛街走很远，什么也没买，突然就把自己当成了即将离别的游客，想要尽快记住这里的每个颜色。

所以北京真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过路景点吗？

晚上我们看完一场电影，走着回家，终于忍不住要商量了。摆出利弊，一条一条思考。

粟智沉思一会儿，说，不走了。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