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各种可能。比如，我还是个光线的导演，从未热爱写作，没有分身，抑或我潜心写作，也从未想过被人关注，更不屑太多人读到我的书。哪一种我会更开心？

有点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了了之。没有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大半年。有版税，就吃吃喝喝，换几套新装，没有版税，就跟着粟智吃吃喝喝，穿他多余的衣服。庆幸这几位朋友，能忍受我的孤僻怪诞，喜怒无常。他们仍在这行打拼，各自收获着成绩。

大家都有了小小的存款，分开住了。粟智与我，以及他的中学同学刘彬合租在西边的厂洼小区。刘彬厨艺了得，人称“中华小当家”，跟着学习，我这闲人竟学会做一手好菜；老汤交了女友莹子，是光线艺人部的同事，他们和黄瑾合租在我们附近，下班后常来蹭饭，说话小心翼翼，生怕说出“反正你在家没事就先把汤炖好”这样的话刺激到我；童童留在紫竹桥的老房子，偶尔去那边相聚，故地重游，不胜唏嘘。

脱离集体工作的生活，自欺欺人是在创作，却掩饰不了巨大的孤独和压抑。

有天大学辅导员来北京，黄瑾打给我，说一起吃饭。我想想，拒绝了。

为什么？他对你那么好，吃个饭而已。她不解。

你们都在上班，他问我在干嘛，我怎么说？

就说你在创作啊，又没骗他。她急了。

不行，不去。

最后硬是倔强地拒绝，关了手机，在家睡觉。躺在床上，想着他们和辅导员觥筹交错，聊着北京见闻，热闹非凡，我作为第一个来北京的代表，竟然没有颜面相见。

突然开始痛恨这个矫情的分身，所谓创作，若让我丢失了与外界交流的渴望，即使著作等身又如何？青春年纪，不是应该尝遍各种滋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