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来来回回很多次，最终在阿忠和马先生的威胁恐吓下，我们就范了。公司没有盈利，仅仅只是扮演了一个为他们走账的中间公司，前后贴上二十余万税钱，还被逼把这活动认真执行完善，算是交学费吧。

见过很多圈内涉“黑”的人群，的确疯狂至极。福星是间小公司，没有强大的力量护佑，只能如此。很憋屈，觉得自己很没用，暗骂自己是孬种，却也没有其他办法。瞒着公司的员工们，他们在广州顺利执行完这场演唱会，打来电话报喜，说现场气氛很好，一点小毛病都没有，很成功。我还在电话这头夸赞，说各位辛苦了，回来以后请大家吃大餐。他们沉浸在喧嚣喜悦里，殊不知我与粟智在跟这帮恶人的较劲中已筋疲力尽。

这也是成本吧。我指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在与人交往中，错付的情感与信任，以及受到的戕害与打击，都是我们为了成功而支付的成本吧。

只是这成本很残酷，也很痛苦。钱可以赚，但因为把阿忠当朋友，这恍然大悟的伤不是一两天可以治愈的。讲给李雪萍听，她愤怒又惊讶，更不可理喻，随后也感叹，体制内工作的她，或许因为北京台的背景缘故，已为她过滤掉诸多此类事件，而对于没有保护伞的我们，这些磨难或许是免不了要经历的吧。想到这里，还是有些苦恼。

没有其他良药，所以只能继续擦亮双眼了。

雪萍姐说，成年人都戴着自己的假面，你我都是如此。只是这假面背后的心，是不是一颗干净的心，决定了我们能否走到一起。有道理。 小乐一杯啤酒递过来，说，这一章翻篇吧，人生这么长，总会遇见几个人渣的。

2010年，我和粟智住在东风北桥，附近酒仙桥有家24小时营业的烧烤店，狭窄简陋，却特别好吃，是我们、小乐、雪萍姐的根据地。服务所小哥长得像腼腆粗糙版的赵又廷，我们叫他“小帅哥”。那烧烤店破旧没招牌，我们便用了“小帅哥”代替店名。

雪萍姐是北京晚会导演圈子的“大拿”，担任过北京台春晚的总导演。跟我一样是摩羯座，风风火火的性情，看起来不拘小节，但其实很懂礼数。小乐在做纪录片，他从北京台出来后，过了段浑浑噩噩的日子，帮杂志社代笔写稿，偶尔接些纪录片后期编辑的零碎杂活。其实他脑子机灵，学历不高却读书不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他不想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厌倦被约束，现在做独立导演，有活就接，没活便经营网店，却也有滋有味。我们常在忙完各自白天的工作之后，深夜约在“小帅哥”，点生蚝和肉筋，韭菜、茄子金针菇，几瓶啤酒泡沫飞溅，惬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