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后，锁孔里又传来钥匙扭动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太孤独，太渴望看到人了，无论是谁都行；然而当真的有人向我靠近时，我却不由得惊恐万分。我害怕伤害，尤其害怕看到白人的脸。来人是拉德本，他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了一块皱皱巴巴的炸猪排、一片面包和一杯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说很同情我遭受了严厉的鞭打，还劝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再执拗地说是自由人了，那样没什么好果子吃。他似乎是善意地为我着想，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同情我的悲惨处境，还是想诱导我放弃抵抗，不过考究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但他去掉了我脚上的镣铐，打开窗户上的遮板，之后便离开了，又剩下我孤身一个人。

我的身体早已僵硬，疼痛深入骨髓。我的身上起满了水泡，只要稍微动一动就钻心般疼。透过窗户，除了搭在墙头的棚顶，我什么也看不到。夜里，我躺在潮湿坚硬的地板上，没有枕头，也没有被褥，什么都没有。拉德本每天来两次，很准时地给我送来猪排、面包和水。虽然我又饥又渴，备受折磨，但我并没有什么食欲。伤口的疼痛使我不停地变换姿势，我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偶尔绕着房间缓缓走一会儿，就这样度过了最难熬的日日夜夜。我伤心欲绝，又深切地思念家人，思念我的妻子、孩子。每当我昏昏沉沉地睡着时，我便梦见自己又回到了萨拉托加—我看见了家人熟悉的脸庞，听到他们热切的呼唤。然而，惨痛的现实往往将我从美梦中惊醒，我禁不住大声痛哭，泪流满面。但我的意志并没有崩溃，我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我总觉得，只要能证明我的真实身份，就不会再有人把我当作奴隶强行扣押，世间自有公道在。到那时，伯奇不会再说我是从佐治亚州跑出来的逃亡奴隶，自然就会放我走了。尽管我也有些怀疑布朗和汉密尔顿，但我仍然相信他们不会如此害我，他们应该也在找我，而且一定会找到我，救我逃离奴隶的火坑。唉！那时的我还太天真，人性的贪婪和邪恶早已超过了我能预想的程度。

过了几天，牢房外面的门打开了，我可以“自由”地到庭院里走动走动。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奴隶—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另外两个分别在二十岁和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没过多久，我就和他们熟识了，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及各自的经历。

年龄最大的那个黑人青年叫克莱门斯·雷。他以前住在华盛顿，以赶出租马车为生，在当地的一家车马出租所干了很长时间。他很聪明，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想到要被送到南方他就悲伤不已。伯奇几天前把他买了下来，暂时安顿在这里，等他做好准备，就把他送到新奥尔良奴隶市场。他告诉我，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叫威廉奴隶场，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还给我解释了奴隶场的用途。当然，我也告诉了他我的不幸遭遇，但他只是略表同情和安慰，还建议我不要再纠结自由身份的问题，以他对伯奇的了解，我那样做只会招致更残忍的鞭打。另外一个年轻人名叫约翰·威廉姆斯，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长大。他是被主人拿来抵债送给伯奇的，所以他心里一直满怀希望，有一天他的主人能把他赎回去。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那个小孩子名叫兰德尔，天性活泼好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庭院里玩耍，偶尔也会哭着喊着要找妈妈，他很想知道妈妈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接他。他幼小心灵里最大、也是唯一的悲痛，就是无法见到妈妈。他还太小，不谙世事。平时不想妈妈的时候，他就用拿手的恶作剧逗我们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