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毕业之后，这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学会会员，当前要解决的便是去向问题，其一致意见是向外发展：必须走出湖南，到通都大邑，出洋留学，自由研究，获得世界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之道。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会员终于分几批到法国勤工俭学，向海外发展成为事实。毛泽东本人决心留在国内，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时写道：“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他深深感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地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

他带着这些新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回的主观与客观形势，已与8年之前的辛亥革命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立即投入并领导了长沙的火热斗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领导的核心，他则成为学生运动随后成为驱张运动的领袖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克服抵抗”的革命活动，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超凡的思想。这时，《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那些纯粹思辨的东西，冥思苦想的抽象问题，“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生活”等，统统不见了，而让位于当前现实的斗争和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主编主撰的《湘江评论》，走出了湖南，尤其气壮山河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获得辉煌的成功，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毛泽东”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注意。

《湘江评论》开始克服唯心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都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那时候的出版物，“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成风，“多半凑热闹而已”。“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通观《湘江评论》全部文章，无一不是“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创刊宣言》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话说得何等明白。作者当然已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吃饭同哲学相比，经济同精神相比，无疑前者是更为重要了。从而对“大本大源”的认识，开始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变化。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这段时间，毛泽东的精力多用在报刊宣传上，他写的大小文章都是国内外当前最实际的问题。为了一个赵女士在花轿中自杀，一连写了10篇文章。这就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经历：博士论文充满黑格尔唯心主义，毕业时主要想当大学教授，遇上政府反动政策的阻挠后，他转到报刊工作，从而接触到社会实际问题。投入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洪流后，唯心主义就随之克服了。

青年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进程很快。国家处在存亡危急关头，怎样才能挽救？种种社会问题同整个国家关系如何，怎样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苦思冥想时根本不同了。在五四运动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和全省学联，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400多个“救国十人团”，在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和欧洲革命形势，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走向。这都促使他从圣贤创世的历史观中走出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手段，他们人数少，人民群众要是提高觉悟，广泛联合起来，这种统治手段也可转为人民所有。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觉醒。这样，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让位于打倒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了；不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头脑和精神力量，而是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中国社会存在“智愚阶级”、“贫富阶级”、“强弱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这些认识已接触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