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们，则超越了这种现实的利害，从更高层面评价蒋介石。钱穆先生说他“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今天许多人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地区，其现代化是传统与西方较好的结合，这多少要归功于蒋介石。

至于对个人生活真善美的追求，更使得蒋介石能够逾越极为自足的阳明心学，能够进入基督的世界。他跟宋美龄的爱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外事件。年龄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可以说，他娶宋美龄，跟娶美国长青藤学校的白种女人相差无几。虽然初期磕磕碰碰，但他跟宋的夫妻生涯堪称美好。也正是在宋家人的要求和影响下，他人到中年，仍从头学习人的信仰，并真正皈依了基督。

但这个刚强的、开放的人有足够的意志和毅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阳明心学一度流于自负，阳明先生本人也说过，我心光明，夫复何言；阳明信徒多被认为跟人格神势不两立，更不能一体。但蒋介石通过阳明学的内省和基督世界的忏悔，接通了二者。这也实证中国文化的和合能力、再生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蒋介石一个人创造的奇迹，也是我中国国民在明清以来的实践结果。

历史学家、文化史家乃至新儒家都注意到，我国人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坎陷的历史，我们对西方列强或说发达国家有嫉羡心理。从普通国民到国家元首，多在迷惑、自卑之中。但幸运的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蒋介石，都破除了这种心理，而极为坚定、自信。孙文不论，即以蒋介石的对日态度而言，称得上大体健康。蒋介石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他的治国、治军理念中多有向日本学习的元素，但他抗日也足够坚定，他有名的《庐山谈话》中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广播讲话则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的气度至今仍是论者做文章的题目，有人称其“以德报怨”，表现了中国民族的宽大为怀精神；有人称其别有目的。无论如何，蒋介石自身是希望和解的。他的对日态度为后来的毛泽东所继承，毛泽东在对日清算、索赔上也一笔勾销。这种态度仍会成为议论的焦点，但他们的自信都是显然的，较之“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赶走美国佬”、“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十亿青年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愿提十万虎狼将，越马扬刀入东京”……我们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温习一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