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总结》里引张载归纳辩证法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来批评马克思和毛泽东“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其实“仇必仇到底”不只是马、毛的思想，也是西方“一神教”和“进化论”等思想的偏锋。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对冯友兰来说，得出这类结论，一定不是书斋的空想，而有着现实的关怀。1985年12月 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九十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写下挽词说：“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这一代以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学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新学人们正拿来各自趁手的精神思想资源，彼此仇恨、漠视、分裂，而丝毫不在意对人性和生命的伤害。在他们眼里，老一代人对毛泽东的言论无足观，甚至无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创造也失去价值，甚至无学理可言。我们文明的演进艰难因此可以想见，每一代人都自己要从零起步，而不能从上一代那里获得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