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阶段，一旦体验者接受了外星人绑架的说法，恢复了记忆，他们会寻找像他们一样的人，只阅读那些与他们的新解释相吻合的报道。他们坚决拒绝任何不一致的证据以及对发生在他们身上事情的不同解释。克莱希的一位访谈对象说：“我向上帝发誓，如果某人再向我提起睡眠瘫痪的话我会吐出来。那一晚房间里的确有东西！我在旋转，不是在睡觉。”32克莱希的访谈对象都知道科学的解释，但是他们都气愤地拒绝了。几年前在波士顿，麦纳利同约翰·马可之间发生过一场辩论，约翰·马可是一位相信被绑架者故事是真实的精神病医师。33马可带来了一位体验者。那位女士听了这场辩论，包括：麦纳利所谈到的为何那些人所相信的被绑架是一种幻想，以及他们是如何将共同的睡眠经历误解为看见了外星人的。在辩论期间，这位妇女对麦纳利说：“你没发现吗？假如有人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不会相信我曾被外星人绑架过。” 麦纳利说：“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

在这一过程的最后，站在金字塔底的体验者们，已经和像迈克尔·舍默这样的怀疑论者存在着相当一段距离，这些体验者已经内化了他们新的错误记忆，并且现在已经不能将这些记忆同事实区别开来。当他们被带到一间实验室，被要求描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时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会出现强烈的生理反应（表现在心率和血压等方面），这些反应和那些经历过强烈压力创伤的病人一样。34他们已经开始相信自己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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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记忆会让我们原谅自己，并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但有时候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失去对我们的生活负责的能力。对记忆偏差的理解能够使我们意识到：即便是深刻的记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这可能会激励人们更小心地对待自己的记忆，不再肯定自己的记忆都是准确的，不再产生用过去的经历来为现在的问题辩护的冲动。如果说许愿时我们小心谨慎是因为愿望有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在选择记忆为自己的生活辩护时也应当小心谨慎，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必须要与它相伴。

当然，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相信的最有力的故事，是受害者的讲述。没有人真正被外星人绑架过（尽管体验者会与我们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数百万人在儿童时代从以下残酷的环境中幸存：忽视、性虐待、父母酗酒、暴力、遗弃、可怕的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如何应对，如何忍受，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他们怎样继续生活下去。这些带有创伤的、非凡的故事成为激励人们恢复信心的典范。35

由于这些描述是那样富有情绪感染力，数以千计的人得出“我也和他们一样”的感觉。很少有人声称自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成千上万的人声称自己是被外星人绑架的幸存者，还有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乱伦和其他性创伤的受害者。他们声称自己一直压抑着这段记忆，直到他们成人后才开始接受治疗。为什么这些人会声称记得自己遭受过根本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经历？特别是，这些想法还会导致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出现裂痕。通过歪曲自己的记忆，这些人“通过修正他们曾经的经历，来获得自己渴望的东西”，他们渴望的是将现在的生活（无论有多么单调和平庸），变成战胜了灾祸的令人惊羡的成功。受到虐待的记忆也可以帮助他们解释“我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和“我的生活现在一团糟”之间的不一致，帮助他们选择一种可以让他们感觉良好并转嫁责任的解释：“我的生活一团糟并不是我的错，看看他们对我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艾伦·贝丝和萝拉·戴维丝在《接受治疗的勇气》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解释。她们告诉那些没有关于儿童时期受过性虐待的回忆的读者：“当你们第一次回忆起自己遭到性虐待或者承认了它所造成的影响时，你可能会感受到莫大的宽慰。你的问题最终会得到某种解释，一定会有某个人或某件事情应当受到谴责。”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