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对他说。

男孩没回答。马特侧身轻轻地在男孩面前挥了挥手。他比画了一些手势，像是在打手语。男孩抬头看了看，马上又低下了头。从他那短暂的一瞥中，我看到了镜片后面的涣散眼神。

“帕克的听力不太好。”吴太太说。

“妈，我休息一下。”马特说着跳下凳子。他转向帕克，又比画了一些手势，我猜他在问帕克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来。

帕克完全没有反应，马特转向我，说：“他很害羞。”

“别去太久，”吴太太说，“还有好多活儿要干呢。”

一些孩子看到我们自由了，也被吸引过来，我们所有人一起朝着大门口的饮料售卖机走去。那里面一瓶汽水卖20 美分。我后来得知，由于价钱高，没什么人去买，但在闷热的工厂里拿着一瓶冰可乐，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神清气爽，饮料售卖机附近仍是休息的好去处。

我怀疑大多数孩子来工厂都和我有相同的原因：他们并不是被工厂正式雇佣的，但没别的地方可去，而且家长也需要帮忙。妈妈之前说过，这里是计件付薪的，这也就意味着孩子们做的工作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我上高中后，才知道计件付薪是违法的；但那些规定只适用于白人，不适用于我们。

我倚着嗡嗡作响的饮料售卖机。看得出马特是工厂里的孩子王，这些孩子从四岁到十几岁不等。为了省钱，我有很多衣服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但她的手艺并不是特别好。我穿着手缝的衬衫，而其他孩子则穿着酷酷的T 恤，上面还印着“记得去投票”这样的英文字样。他们说的中国话里夹杂着英文单词，以显示他们多么美国化。而且，所有人都看出我是“刚下船的人”。当发现“狗虱大婶”是我姨妈时，一些人开始窃窃私语。尽管如此，马特似乎罩着我，因此没人敢欺负我。工厂里的工作很辛苦，但能回到中国孩子中间，我如释重负。第二天早上，我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