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排队等着领午餐时，她悄悄站在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我看着她那只抓着我制服的手，不知自己是愤怒，是困惑，还是更希望忘掉整个事件。她没有说话，转身走开了。

第二天，我在我的柜子里发现了塔米塞进来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真的很抱歉！谢谢！”不知她现在会不会觉得与我更亲近了。我曾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慢慢建立起来。现在我们真的会成为好朋友吗？然而，自那以后，她开始躲着我。

在第二天的物理课之前，我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睡不好觉。我不敢告诉妈妈，也不敢告诉安妮特。这件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也不确定我的处理方式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我居然以为塔米会传纸条给我，为此我窘迫不已，对自己深感厌恶。我会再次被叫进办公室吗？还是会直接在家收到一封开除信呢？

终于要上物理课了。雷诺兹太太神情严肃地把卷子发还给每个人。她判得比平时要快。我看见雷诺兹太太把塔米的卷子发给她时，表情特别严肃。她跟我一样清楚那天坐在我前面的人是谁。我伸长脖子看了看，塔米没及格。我很同情她，但同时觉得自己的清白可以被证明了。

雷诺兹太太把我的卷子放在了我的课桌上：96 分。她弯下腰轻声说：“我们不该怀疑你，我们要补偿你。”

她微笑着把手搭在我肩头。我可以看出，至少她已经相信我是被冤枉的。我偷偷扫视了一下其他同学，大多数人都看着我们。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十年级那一年的一月——那时我刚满16 岁，库尔特因滑雪摔断了左腿，他被困在奥地利好几个星期，不得不做完手术再飞回来。他在塔米事件中替我向科普兰博士辩护的事发生在八年级，自那以后，虽然我们选了不少相同的课，但几乎没怎么说过话。自从库尔特决定“成为特别的人”，他就一直忙着做“酷哥”。他作画、打磨木雕，他的作品备受学校艺术部关注。他还出现在去年的视觉艺术节上。连我都不得不承认，他很有魅力，举手投足间有种灼人的气质。我曾看见我们的拉丁语老师跟他说话时都脸红。

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家里的电话响了。那时已经将近9 点半，我本以为是安妮特，可接起电话后却发现是库尔特。他的声音低沉。我完全没想到他会给我打电话，以至于忘了问他腿怎么样了。

“听着，金伯利，我回美国了，但一个月以内都不能下床。不瞒你说，我已经濒临退学，结果现在还有一段时间根本不能去上学，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彻底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