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的社论。社论开宗明义，指出联共中央的一系列关于文学问题的决议“强烈地震动了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也震动了整个苏联的舆论”。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刺激性，正是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特点。叫作翻天覆地慨而慷！就是不能搞请客、吃饭、绘画、绣花、温良恭俭让！

强刺激下面可以做到许多正常状态下做不成的事，这就是人们易于迷恋强刺激的原因。但是，同样正确的是，靠强刺激可以掩盖许多问题，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实际问题。简单地说，革命者也许可以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威严而大大加速夺取政权的过程，却不可能靠强刺激的意识形态治国富国。这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终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强刺激对作家常常是必要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最容易接受强刺激的。在强刺激下，作家可以写出激昂饱满的煽情之作，苏联文学是有成就、有影响的，苏联解体了并不等于苏联文学变成了废纸一大堆。

但同样正确的是，仅仅靠强刺激、靠崇高与正义的自我感觉、靠豪言壮语和高谈阔论、靠苦大仇深的悲壮与严峻是不够的。治国不够，治文也不够。好作品的出现不可能是强刺激，尤其不可能是外加的强刺激、意识形态的高屋建瓴的作用的结果。这里，离开对文艺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的理解，离开对文艺的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全部特点，又具有非意识形态的特点的理解，离开对作家的创作自由与创作个性的尊重，离开对本国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学艺术成果的珍视，以为靠日丹诺夫式的施压与恫吓能导引出杰出的文学作品来，实在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日丹诺夫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四八年，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一九一五年，日氏十九岁入党，七年以后日氏二十六岁，当上了著名的特威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日氏二十九岁，担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〇年任中央委员，一九三四年任中央书记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并在基洛夫“被刺后”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州委与市委书记——其为斯大林重用信用可想而知。一九三九年任政治局委员。可以说日氏是根红苗正，一帆风顺，起点极高（一出手就是省级领导），而又连连升迁——平均每五年上升一次。据说他年轻时长得类似马林科夫，给人以文官乃至白面书生的印象，后来官体发福，极胖，未免脑满肠肥。这种形象的演变令人想起姚文元，当然姚与日丹诺夫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一九四六年他五十二岁，正是年富力强，踌躇意满，天生方向正确，专门纠别人的偏、革别人的命的时候，自我感觉之良好非凡人能够体会。我可以设想他做着言辞激烈报告的时候那种自以为是、坚持原则、磨砺锋芒、高屋建瓴、一身正气、扭转乾坤、一言九鼎的膨胀得哪儿都装不下的劲儿。

尤其，他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这种全知全能的根据一个是他的职务和这种职务带给人的自信，这种职务带来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所有文艺家俯首称臣的态势。另一个是他自己的才华，他在文艺上并非外行。尤其他竟然通音乐！请看他是怎样批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生活》与萧斯塔科维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