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为在2000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德文演讲。由克里斯蒂娜·沙特尔沃思翻译为英文。

历史学家把预测未来的事情留给别人去做，但他比起未来学家有一点优势。即使历史无法帮他预言未来，但至少能帮他从现在看出历史上的新东西，并可能因此而对未来稍窥门径。所以，我在这次节日对话中的发言就先从回顾过去开始。

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那句老话：“出门旅行的人回来有新鲜事说。”从前，旅行是很不寻常的事情。1935年，我的朋友，出色的法国希腊学家让-比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当时20岁，他背着帆布背包，和两个同伴一起第一次去希腊旅行。希腊的村民远远地看到这几个陌生人的身影就敲响钟声，家家争相款待他们。陌生人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新鲜事——毕竟几乎从没有外人来过，也是村子的荣耀。1今天的情况如何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900万到1 000万外国人到访过希腊，这意味着假日时希腊的外国人比希腊人还多。根据官方数字，从1999年10月开始，我们的地球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据可靠估计，1998年国内和出国旅游的总人数超过了50亿。（他们中间许多人每年旅行不止一次，这更突出了当今时代空前的人口流动。）关于人口流动只再提一个数字：今年美国的人口普查有可能确认，加利福尼亚州3 400万人口中一半以上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即使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不是这样，几年以后也肯定会达到这个水平。

这种人口的流动对21世纪，特别是对文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我想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很不幸，这不仅是学术界、文化的创造者以及文化的消费者面临的难题，而且也是领导人面临的一个具有争议性，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爆炸性的问题。这个美丽国家指萨尔茨堡所在国奥地利。——译者注的领导人也同样不能幸免，但受这个问题影响的绝不仅限于上述几类人，因为随着几十亿人在各地的流动，艾滋病这类传染病和仇外情绪也蔓延开来。

人口流动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形式。首先是正常的国内和国际旅行，即商业旅行和休闲旅行——通勤除外；第二种是自愿或被迫移民，包括出国移民和从国外来的移民；但第三种是20世纪晚期以来的全新现象，这类流动的人员姑且称其为跨国人员。对第三类人来说，跨越国界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的生存并不与任何固定的地方或国家相联系。几十年前，这种跨国人士只有十几个，可能都来过萨尔茨堡，因为他们是音乐这一最国际化的艺术中的明星。今天，这样的人数以万计，在新世纪中会进而增加到几百万。相当一部分的商业旅行者也许已经属于跨国人士了。

对许多人，包括多数旅游者来说，文化体验是旅行的一个重要动机——迪士尼乐园和热带的异域风情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这个领域与我所谈的题目关系不大。尽管旅游业对全球经济来说日益重要——到世纪末，它已占总就业的12％，但从文化上看，它并未产生多少新东西。大规模旅游在欧洲早已成为常态。事实上，在20世纪末期，汹涌而来的旅游大军甚至迫使当局采取措施监督和限制进入重要文化场所和活动区的人数；今天这一做法已是司空见惯，重要的国际展览会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