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德很有力地论证征服与被征服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像种族歧视者所坚信的那样是来自种族间智力或其他天赋能力的差别。他认为，除了对疾病的抵抗力差异之外，基因并不能左右文化的命运，更遑论成为决定性因素。但是他说，历史上成功的入侵者和征服者一直都具有某种关键性的优势，那是由他所谓的“生物地理”（biogeography）的运气在很久以前所授予他们的。他说，胜利者的文化祖宗抢先成为出色多产的农人、牧人，生产了丰足又多样的粮食才得以养活大量又密集的人口。

大量又密集的人口——换言之，也就是城市——才能支持从事纯粹粮食生产以外的各项活动的个人与团体。例如，这样的社会能支持制造工具、制陶、造船、贸易各行业的专门人才，能组织并执行法律条规，能创造出牧师职业以颂扬传播宗教，能创造出管理账目的专门人才，能组织军队以从事防御与侵略。

戴蒙德将不同文化间力量差异的基本原因认定为地理运气的好坏。他认为终极原因最后是人口的大小及密度，及其所造成的科技与组织上专业化程度的差异。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可以量化的。

这项分析很完美地解释了分布于各洲大陆以及自北极到南太平洋各岛屿上的各种争端的历史结果。戴蒙德希望自己已经为真正的人类历史科学奠定下基础——一项真正的硬科学，基于像物理化学的基础一样扎实与可量化的事实，并能同样可靠地预测未来纷争的结果。他认为只差两个疑点尚待解决，之后即可定论。

其中一项就是文化是如何丢失其记忆的？这对戴蒙德来说不难解释，因为可视为“不用即失”的作用结果。他引了塔斯马尼亚人这个鲜明的例子，他们在19世纪几乎被入侵的欧洲人灭绝。在科技方面，他们是近代史上有记载的最原始的人种。他们不会生火，没有飞去来器也没有长矛，没有特制的石器工具，没有独木舟，没有缝衣针，不会捕鱼。然而，他们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母文化却拥有全部这些技术。塔斯马尼亚人在约一万年以前自大陆经由一条史前陆桥迁至他们的岛上时，其实应该也还拥有这些技术。戴蒙德指出，一个文化丢失某一项技术的可能原因很多。或许是某种原料短缺，或许一整代人之中所有能干的技匠都惨遭不幸。假若他们还与大陆有往来的话，塔斯马尼亚人每丢失一项技能，其实本来都可以只是暂时的；但由于没有往来，每一项丢失就都成了永久性的。

不过，第二个未解决的疑点却有可能威胁颠覆戴蒙德的整个理论架构，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根据他的分析，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本来都遥遥领先于欧洲文化，本当稳固地保持领先地位，结果却不然。虽然二者都未曾经历黑暗时代这种极端的历史过程，但相对于欧洲，二者都屈服于漫长的衰败、不知不觉加重的贫穷和落后。它们就像历史上所有伟大王朝的终结一样在告示我们：强大成功的文化也能走上失败之路。不过，这种失败与被征服的原住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过去屹立不败的强盛文化之垂亡或终结并非由于外来的攻击，而是由内在的攻击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内在的腐烂，才是致命的文化转折，只不过在发生的当时并未察觉其为恶性转折，或察觉太晚而无法挽救。尚可改正的那段时间终于逝去，就是因为集体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