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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箍棒”与“紧箍咒”:债务驱动的暴力(7)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作者:韩毓海


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但他们的后勤补给不是靠装了一船干粮或者一船白银解决的,而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解决的。在整个19 世纪,广东的行商都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与英国和英属印度做生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大资本家与小商小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信用而不是货币和现金做生意,这种信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贸易的凭证”—汇票。这就是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所以,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英国人就可以在广东兑到白银,并用白银为军需补给来打中国。英国人通过掌握的国际信用体系,举全世界的钱(也包括中国的钱)打中国。结果就是:无论战争在哪里打,即使在中国打,英国人也是越打钱越多,而清王朝反而越打钱越少。清王朝打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什么是行商制度?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贸易商与广东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预付制度”,即欧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国销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给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预付凭证,在销售完成、双方结账之前,这种预付凭证就体现为“汇票”。

欧洲商人是这种“预付制度”的拥护者,因为这种预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担保的,特别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时,欧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凭借汇票兑现,以连本带利收回现金(当时,中英之间贸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

这样,欧洲商人就把商品销售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由清政府进行资产担保的广东行商,而一旦出现欧洲商品滞销或者赔本的情况,行商就会出现“商欠”,而这就体现为汇票的贬值,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理由实际上就是英国向清政府讨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不是为了鸦片诉诸一战,而是为了维护英国汇票的本息、英国的金融霸权与清王朝诉诸一战。

英国人为什么需要中国香港?因为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但在香港,人民币与港币可以自由兑换,而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是要在那里开个口子,让中国的资金流进去,让国外的热钱流进去,它是要把香港搞成英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它这么做不是为了将来再打中国的时候,随时可以在那里用港币兑出人民币用作军需—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就说,中国人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们竟然允许美国舰队在香港补给,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在香港补给是为了“保卫台湾”?这个道理的更深一层就是: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它的货币和金融政策还是独立的,甚至是与中国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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