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正是饥荒和饥饿使得人们不得不卖身为奴（即自愿做奴隶），而马克思指出：“制度性地制造饥荒”，这是英国人通过垄断印度基本生活资料使人“自愿为奴”的手段。

马克思说：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

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像雨后春笋般的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

马克思还这样说：

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币材料，但是从来没有把土地当作这种材料。这种想法只有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才会产生。它出现在17 世纪最后30 多年，而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人才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来实现它。

实际上，早在1670 年之前，即早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英国殖民者就已经在印度实行了土地经营的资本化，从而把土地、土地上的一切产品作为“资本”垄断在自己手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东印度公司方才垄断了印度的主要商品和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茶，甚至槟榔，当然也包括鸦片。通过这种垄断，英国人成功地使印度人始终处于嗷嗷待哺的状态，而他们如果不想饿死，就必须从英国人手里乞求基本生活资料，而如果他们手里没有钱，但又必须吃饭，那么，他们只能以赊销（即负债）的方式购买基本生活资料，从而把自己抵押给殖民者，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自愿做殖民者的奴隶。

因此，问题不在勤劳、贸易、分工和效率，问题在于生活资料的垄断。实际上，基本生活资料全然被垄断条件下自愿卖身为奴的印度人，与生活资料被全然垄断条件下不得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欧洲无产阶级，他们的处境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