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早期的历史并未表明其将来注定要迎来辉煌之日。英国的居民最早被推罗人获知时，他们并不比桑威奇群岛（夏威夷群岛旧称）的原始居民高级多少。英国被罗马军队征服，但受罗马艺术和文字的影响很小。在凯撒管辖的西部各省中，英国最晚被攻克，却最早被抛弃。在英国尚未发现有罗马拱廊和渡槽的宏伟遗迹，也没有英国出生的作家熟谙拉丁诗歌和演说。或许，在任何时候，英国岛民都未曾普遍熟悉罗马统治者的语言。经过几个世纪的征服，拉丁语已经在大西洋沿岸到莱茵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它取代凯尔特语击败德语，并为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我们岛国，拉丁语却从未取代过古老的盖尔语，也无法与德语抗衡以在此取得立足之地。

在公元5世纪的大灾难中，土著居民布里顿人从其南部征服者那里学来的些许肤浅的文明也最终消失了。在罗马帝国分裂后所产生的几个欧陆王国中，征服者从被征服者那里受益匪浅。在不列颠，被征服者却变得像征服者那样野蛮。

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崛起的欧洲大陆国家与罗马帝国的东方各省保持着一定联系，这些古老的东方王国尽管因治理不善而渐趋衰亡，但仍然震慑和教化着那些蛮族人。这里的宫廷仍然显示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的辉煌成就，这里的公共建筑依然镶嵌着希腊雕刻家波留克列特斯的作品以及希腊画家阿佩莱斯的画作。这里的那些勤勉的老学究尽管在旨趣、判断和精神方面已是乏善可陈，但他们依旧能够阅读和阐释索福克勒斯、德摩斯提尼和柏拉图的经典著作。不列颠却未曾享受过这种文化交流。对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古老文明来说，不列颠人的海岸是一处充满神秘和恐怖的地方，就像荷马时代的爱奥尼亚人所惧怕的海妖斯库拉把守的海峡，以及莱斯特里戈尼安食人族所居住的城市一样。不列颠所隶属的省份，用拜占庭历史学家普路科皮乌斯曾经被告知的话说即是：这里遍地是毒蛇，呼吸这里的空气也会必死无疑。死去的亡灵会在半夜从海峡彼岸的法兰克乘船而来。据说，一些怪异的渔夫会专门为之提供可怖的摆渡服务，那些船夫能清楚地听到亡灵的谈话。他们的形象虽不为凡人所见，但当其登船时重量会增加，船的龙骨会往水下沉。这就是与贝利萨留、辛普利修斯和特里波尼安等人同时代的卓越历史学家在富足而文明的君士坦丁堡所讲述的奇闻逸事，其信誓旦旦的话语竟然打动了国民，而此时君士坦丁堡的缔造者在不列颠被拥立为皇帝。西罗马帝国的其他省份也都是一部记载连贯的历史，仅仅在不列颠，一个时代的传说将前后两个时代的真相隔离开来。奥多亚克、托提拉、尤里克、克洛维斯、弗雷德贡德、布鲁尼希尔德等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亨吉斯特、霍萨、沃蒂根、罗伊娜、阿瑟、莫德雷德等则都是神话形象，他们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但其特殊的经历可与赫拉克勒和罗慕洛相媲美。

最终，黑暗被打破；过去被视而不见的大不列颠成为日渐崭露头角的英格兰。萨克森殖民者皈依基督教是英国所经历的一系列顺利转折的开端。的确，基督教会深受迷信思想和古典哲学的腐蚀，教会与古典哲学长期竞争，并最终获胜。同时，基督教轻易地接受了一些古老宗教派别的教义和一些古老神殿的仪式。她承袭了罗马人的律法，也承袭了哥特人的无知；既承袭了希腊人的创新风格，也承袭了叙利亚人的禁欲主义。这些虽都使其走向衰落，但是，基督教也保留了早期的许多崇高的信仰和慈善的德行，培养了许多非凡的智者，净化了许多人的心灵。在7世纪及之后很长时间被视为基督的主要功绩，有些因素在后来被视为其主要污点。例如，教会圣职制度削弱了世俗权力的负面作用，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其本身也是一种恶因。在一个政府管理良好的时代，教会势力可能代表邪恶；在一个政府管理糟糕的时代，教会势力代表着人民的福祉。人类社会由明晰的法律和开明的公共舆论来管理要比通过教士的神职工作来管理要好些。但是，由教士来管理要比由野蛮暴力来统治要好，应该由像邓斯坦这样的高级教士而非像彭达这样的武士来管理。一个曾经陷入愚昧无知、仅仅靠武力来统治的社会自然、会热切地欢迎在精神和道德上颇具影响力的阶层上台领导。这个阶层无疑也将会滥用其权力，但是，精神力量即便被滥用，仍然要比纯粹的滥用武力要高贵并且优秀得多。在《萨克森编年史》中，我们会读到一些暴君，他们在权力如日中天时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厌恶了用罪恶换来的荣华富贵，让出王位，通过严厉的自责和不断的祷告来弥补自己的罪过。这样的故事招致某些作者的蔑视和非议。暴君们在鼓吹宽容之时，其心胸实际上像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僧侣一样狭隘。他们习惯性地用18世纪巴黎社会的标准来看待世界历史上的所有事件。对一个过去只靠勇夫之力和野蛮精神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的引入尽管使其被迷信所笼罩，但也带来了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能够引导最凶残、最强大的统治者意识到，与他的奴隶一样，他也需要承担责任，理应更恭顺地向哲学家和慈善家咨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