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这两场重大的革命发挥作用之前，我们的祖先是迄今为止欧洲最为出色的统治者，在过去三百多年里，我们的社会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从金雀花王朝的奠基者开始，贵族就能够向王权发起挑战，也有农民不断堕落，沦为卑贱之人。但总体而言，贵族的权利被不断削弱，农民的社会地位则在不断提高，贵族和普通民众之间发展出一个主营农业和商业中间阶层。比起人类最终追求的幸福和美德而言，也许还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现象，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人被完全排除在法律的保护之外。

显而易见，英国人怀着自豪和欣喜的感情来看待自己国家早期的政治组织，周边国家的开明之士也用嫉妒和钦佩的目光来看待我们。但当你接触到这些组织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它们内部充斥着尔虞我诈和针锋相对的争论。

实际上，英国的历史文学一直在痛苦地挣扎，大环境丝毫无助于这种文学的繁荣。虽然革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英国已经在原有的政体上平稳地运行了六百余年，因此，改革的效果是逐渐显露出来的，而不是将原有体制全部打破，然后建立一个全新的体制。我们国家的现行政体，早在五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运用得得心应手，这个政体已经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从一个懵懂的小男孩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但现行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有过时的一天，一个政体采用这样的组织形式，其中一定存在着种种缺陷。但若是错误仅仅从这些缺陷中产生，我们也有足够的应对方法。其他社会拥有比我们更为系统的成文宪法，但他们也没能将改革和习俗、青年人的活力和耄耋老人的威严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上帝赐予我们的这种优越的政体也有其弊端，其中一个弊端就是，我们早期历史中的所有信息来源都受到派系精神的阻断。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像英国的政治家这样，受过去的影响如此之深，因此，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像英国的历史学家这样，受现在的影响如此之大。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若历史仅仅被看作一幅有关生活和风俗的画卷，或者被看作一系列对记录民间智慧的箴言集的实践，一个著者不会费尽心机地去歪曲古时发生的事情。不过，若历史被看作装满地契的储藏室，而这个储藏室是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根基所在，那么歪曲历史的动机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如今，法国人没有受到任何强大势力的胁迫，他们无须夸大或贬低瓦卢瓦王朝君主的权力。议会、布里塔尼政府和勃艮第政府所拥有的特权对于法国人来说，就像是犹太公会或邻邦联盟会议的组织一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场伟大的变革所形成的鸿沟将新旧体系完全隔离开来，从来没有这样的鸿沟，将英国现有的社会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在循序渐进、大势所趋的体制崩溃过程中，我们的法律和风俗并没有中断；对于我们来说，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习惯法至今依然使用，在最重要的场合，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们依然引用这些惯例。举例来说，当乔治三世受疾病困扰，无法履行王室职责时，声名显赫的律师和政治家的应对之策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出现这种情况时，议会就会收集和整理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记录。在此之前，议会成员不会提出任何摄政的计划，他们甚至会任命专门的委员会来查找这一方面的古老记录。首次记录在案的相关案例发生在1217年，发生在1326年、1377年和1422年的案例也应该被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议会认为，1455年发生的案例最贴合实际。因此，在我们国家，政党最热衷于在古籍研究的结果上下赌注。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古籍研究者会把党派精神倾注到他们的研究中去。

因此，当涉及英国原有政体中自由和特权的界限问题时，那些著者通常会显示出某种倾向，他们的语气并不像公正的法官，而是像义愤填膺、居心叵测的鼓动者。因为他们正在讨论的并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时下最重要、最振奋人心的事情，这些事情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自从议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争论展开伊始，到斯图亚特王朝的立场不再那么强硬，在这期间，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那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机构设置是否与这个王国古老的章程相契合？这个问题只有参考先前统治的先例才能做出回答。“正义之镜”布拉克顿和“议会的文书”弗莱塔一方面为法庭的专断暴虐辩护，另一方面，他们也为权力过分集中于高等法院进行辩解。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每一个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迫切地想要证明，以前的政府是共和政体，而每一个托利党历史学家都想要证明，旧有政府是残暴无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