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在第一届议会中一定存在一群留恋过去的人，也一定存在一群急于改革的人。不过由于立法会议的会期十分短暂，他们并没有形成明确不变的组织形式，没有推举领导人，也没有采用不同的名称、标志和政治口号。在长期议会召开的前几个月，长达数年无法无天的压迫引起了人们普遍而强烈的愤恨，而议会的表现过于人性化，而不是作为一个机构在发挥作用，但滥用权力的现象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解决。如果极少数代表想要保留星室法院和高等教会法庭，那么，人数更多的代表就会利用改革者的热情和数量优势反对他们的意见。这些失意的人就会私下抱怨，这个机构丝毫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不应该公开维护这个机构。后来保王党发现，他们应该加速与议会中的反对派划清界限，然后把禁止国王解散、推迟议会的法案、三年定期集会法、神职人员的弹劾以及剥夺公权法都归咎于那个最终与国王开战的派别。但这个诡计实在不甚高明，那些积极倡导采取强硬政策的人后来都成为保王党骑兵中的重要人物。对于查理一世统治期间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共和主义者像科尔佩珀那样给予猛烈的抨击，迪格比为了支持三年定期集会法案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说，弹劾掌玺大臣的动议是由福克兰提出的，囚禁首席治安官的要求是海德在法庭上提出的。剥夺公权的法案出台之前，这种严重的分歧尚未明朗。这条法律没有什么内容，只是极力想要证明斯特拉福德的叛国罪，甚至在投票时，只有大约六十人投了反对票。可以肯定的是，海德并没有投反对票，福克兰不仅投了支持票，而且还为这条法案进行辩护。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他们对凭借一条古老的法令判处斯特拉福德死刑而有所顾忌，但他们也认为，有必要表达自己对斯特拉福德统治和性格的极度痛恨。

虽然议会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但潜在的分歧却越来越无法弥合。1641年11月，议会在短暂的休会之后重新召开，两个虽然名义上不同，但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的党派互相敌视，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较劲儿，而且现在还在为公共事务的走向而竞争，势如水火。有段时间他们被称作保王党和圆颅党，随后他们又改名为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个名称好像没有被马上废弃。

这两个党派名噪一时，要想对任何一个党派出言讽刺或大加赞誉都并非难事。因为没有人完全是非不分，一个心胸坦荡的人不会否认，他所在的那个党派有很多污点和不足，而反对派中有很多雄才大略之人，他们的行为如史诗般壮阔，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勋。事实上，虽然两个党派经常犯下严重的错误并且势不两立，但如果在这个体系中，自由、秩序、改革和惯例所带来的好处能在未知的领域达到一定程度的结合，我们会将这个意外的特质归因于两个敌对党派的政治家们，感谢他们的剧烈冲突和交替胜利，感谢他们出于党派的利益，对权力和古老记录的孜孜追求，感谢他们对自由和进步怀揣的热忱。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原则上的对立，倒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不同，党派之间存在着诸多难以逾越的限制。一个党派中的少数狂热者随时准备将所有的法律和公民权交由君主随意处置，另一个党派中的少数空想家则下决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去追求共和政体的幻象。但是即便是那些誓死效忠国王的人，大多数也对专制政治深恶痛绝，那些拥护公民权利的人，大多数也对无政府状态颇有怨言。在17世纪，双方将他们之间的分歧暂且搁置，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他们第一次合作恢复了世袭君主制，第二次合作维护了宪法规定的自由。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党派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不仅如此，甚至两个党派联合起来都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大多数民众在两党之间摇摆，他们从来不是某一派的坚定拥护者。他们有时保持温和的中立，有时则激烈地来回摇摆。在短短数年时间里，这批人就屡次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然后再回到原点。有时他们转化立场只是因为他们厌倦了一直支持同一个人，有时是因为对滥用权力的沮丧，还有时是因为他们热衷于追求不可能的事情，最后心灰意冷。但是，无论何时他们都能认识到，当他们全力支持其中一方时，这一方便取得了绝对优势，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们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