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换好后，帅新勤和毛明康看见有女同学来找我，就迅速告辞了。等他们走后，我才招呼王雅玲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我问她吃饭没有，她说吃过了。坐了不一会儿，她突然对我说：“我今晚想请你去看戏。”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又继续说：“是师部文工团到部队来慰问演出，就一个专场，现代革命样板戏《杜鹃山》。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看。”

听她这么一说，最开始的反应是觉得有些为难，先暂且不说我对《杜鹃山》并不是情有独钟，主要是单独与一个女同学一起去看戏，这在我确实是史无前例。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怕被别人撞见，至少在意识里觉得此举与一个优秀好学生的标准不符，明显有些出格。但又一想，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中国人不是爱说“事不过三”吗？说来也怪，即使我当时那副还没有开窍的脑子，似乎也在迷迷糊糊中笃信了这条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古训。这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严密的推理、冷静的思索，反正就觉得要是这第三次邀请也推辞的话，那肯定就会得罪人了，至少觉得这样做太不通人情，也太不给人面子。

的确，在王雅玲第三次盛情邀约之下，我再也不好意思表示拒绝，也没有勇气把那个“不”字说出来。于是，王雅玲把话说完不久，我就爽快地——至少表面上听起来是如此——答应了她：“行。”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心头既激动又慌张。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像无事找事似的在磨蹭时间。实际上，我此时的心头有种期待：想让她先走一步，我紧接着跟随其后，我不想与她一道走过那条会要我命的必经之路——里仁街。因为那条街上住着无数我过去初中和现在高中的同学，我不愿意让他们看见在这么一个秃头秃脑的夜晚，我和王雅玲一起在这条街上走过。只是这种想法我不能对王雅玲直接说出来，我在一厢情愿地期待她会揣摩出我的这种心思，当然，最好是让她主动提出来：她先走。

可是，等了半天，王雅玲仍是坐在凳子上，什么也不说，看起来也没有任何打算要先走的意思。此时，我心头真可谓火辣辣的，可能额头上已经在开始冒汗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仍在那儿无奈地磨蹭时间。

最终还是王雅玲开口问了一句——想必她早已想这么说了——“好了吗？”我知道她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

经她这么一问，我只好随声附和道：“行，走吧。”我们这才一起朝楼下走去。

当时，天已经大黑了下来。我记得当我们穿过一个狭窄的巷子想插进里仁街时，由于没有路灯，走在前面的王雅玲不小心一脚踏进一个积满污水的大坑。顷刻间，她漂亮的鞋袜就全被弄湿、打脏了。当时我觉得非常难堪，很为王雅玲感到难受，她是为了请我看戏专程到我家来，才遭此厄运的。

拐过米市巷的转角，我们上了里仁街。前面已经说过，这条街对于此时的我无疑是一条充满了荆棘的险途，因为街上住着很多我同班和不同班的同学，当时的我无法接受被同学撞见我和王雅玲在街上（尤其是晚上）一起走的场景。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要我和王雅玲一起走过里仁街，那有点类似于上刀山、下火海。所以，当我们一走上里仁街，我就开始玩“小聪明”了：我故意把步子走得很慢，想落在王雅玲的后面，与她保持一个我想要的距离。但此法并不奏效，因为当我慢的时候，王雅玲也跟着慢了下来，始终在我身边，与我保持同步；这样走了一小段后，我心头紧张得不行，诚惶诚恐的，生怕会撞上某个同学，所以，我又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一股劲儿地往前面蹿，想超过王雅玲，与她保持至少三五米的距离。但此举仍然无用，当我往前蹿时，她也就随即跟了上来，结果还是与我并肩而行；于是，我又往路的右边挪，几乎贴着道路的边缘走，不到片刻她也就跟着贴了过来；最后，我又从路的右边拐到左边，心想即使是并肩前行，也至少应该相隔三五人宽的距离，但当我左移时，她也跟着挪动步伐往左边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