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在斯隆公司，那个演讲者的一席话让我大开眼界，之后我对生态保护的想法有了一些转变，就在这其后短短的几年间，命运又给了我一次冲击。2004年，我的母亲苏珊去世，这使得我父亲对慈善事业有了些新的想法。我母亲不仅鼓舞过我们的家人，而且也激励过每一个认识她的人。她慷慨大方，心地善良，致力于将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父亲曾想把他的一大笔财富转交给母亲的基金会，让她去做慈善事业。然而，母亲离世后，父亲将这一大笔钱分给了我的姐姐、我以及弟弟，充实了我们各自的基金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这是大多数人只会在电影中遇到的情节，或是在鸡尾酒会上遇到的假设性问题——如果给你10亿美元来做一件重要的事，你会选择做什么？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我想帮助穷人解决温饱问题。我选择的这条道路很多慈善家也走过。我给那些在饥饿和贫穷问题严峻的地区工作的人提供救助金，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展有趣的项目，例如挖井，还通过教授那些曾是儿童兵的人如何耕种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我去过那些有粮食危机的国家，我很想了解那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每到一处我都会提出很多问题，通常我得到的回答都显示，在非洲，还没有人尝试通过技术或实验手段来进行农业援助。所以，我们基金会买下了一个南非的大农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开展研究。其后，我们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也投资了很多实验农田。我没有患上商人所谓的“分析麻痹症”，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想做，我就会立刻投身其中，认真地尝试。

在过去10年里，我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很多农业项目，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并从这些项目中赢利2亿多美元。我走访过120多个国家，曾和数千名农民交谈过，也和热衷于这个领域的总统、摇滚明星、牧师和教授有过交流。

新的集约化生产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开门见山地说吧，我们要按下重启这个按钮。在过去20年，长期饥饿问题在亚洲和拉美地区有所减少，但是在人口膨胀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却在与日俱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计，到2050年之前，农民必须将粮食产量提高70%，才能养活世界上所有的人口。

要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的农民，不论是那些聚集在斯隆公司、实行先进的和高度机械化农业运作的农民，还是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用锄头耕地的贫穷农民，都需要进行更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并提高农业生产率。此外，我们还需要重新组织和部署所有粮食问题的参与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慈善家、农业公司。我们需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帮助农民真正应对挑战，让农民能够在现有条件下顺利开展农业活动。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在发达国家使用的耕种技术，因为我们的传统方法正在损坏表层土壤，而表层土壤对保证未来的农业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能够成功，之前在国际上已做过类似的努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运动（Green Revolution）就使得印度和东南亚大约10亿人口免受饥饿之苦。由诺贝尔奖得主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所引领的这一运动，主要是将小麦和大米这几样谷物进行规模化生产。科学家、政府、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群策群力，创造了这一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