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2 1968年，布拉格：苏联军队先吃——“我们只能吃剩下的”

我对饥饿的认识曾经仅仅停留在它会对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树草原的泥巴路上连续行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进食。到达目的地后，部落的人给我准备了羊眼睛和炸老鼠，为了不冒犯他们，我必须要假装一边狂饮酒精度数极高的家酿啤酒，一边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饥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个村落里遇到一位妇女，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对生活的绝望。就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周，她3岁的小孩儿被饿死了。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为肝功能衰竭，双眼发黄，牙龈肿胀，牙齿参差不齐，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她一把将婴儿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带走我的小孩儿，我没钱养活他。”

对于她的丧子之痛，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当我到达世界上正在经历赤贫和粮荒的地方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当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不够吃时人们会有多么脆弱，意识到武装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多么大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时还是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个少年，原是为了拜访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这次海外观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但我是在奥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乡长大的。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粮食生产的中心，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是农民。我父亲，沃伦·巴菲特——美国国会议员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资帝国，而我则在不亦乐乎地把玩孩之宝玩具卡车和收集童子军徽章。

坊间流传得最多的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就是我父亲现在仍然住在奥马哈邓迪一带的老房子里，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亲苏珊在那里把我姐姐苏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抚养长大。这栋砖房有两层楼，5间卧室，这一带小区的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亿万富翁会居住的房子。那时，父母和我们3个小孩儿，一共5个人一起生活，所以还多出了一个房间。当我现在回想到底是什么经历塑造了如今的我时，我发现这个多出来的房间居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我父亲的书不计其数，个中故事有真实的，有虚构的。我父亲确实是个金融天才，但也是个没什么生活常识的人。他坚信，人应该自食其力，我们3个小孩儿从小就知道，我们这辈子不会有花不完的零花钱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问起父亲，他会说他在想如何给我们足够的钱，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又不会多到让我们一辈子碌碌无为。

我尊重这个想法，而且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父亲很有趣，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愿意过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说他没档次。他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我买的西服其实都不便宜，只是被我一穿就像便宜货。”

我的童年很普通，没有挨过饿，小孩儿该有的东西我都不缺，却也过得平凡质朴，极少奢侈。如果去度假的话，我们会开着旅行车到很远的地方。在车上，我们姐弟通常会嬉笑打闹，着实让父母头疼。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旅行是，我们一家去马萨诸塞州，因为父亲想去考察一下他想投资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纺织公司。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父母让我们每人带一个玩具或一本书，以便打发车上的时间。我选择了一本大大的色彩鲜艳的书，但是随后发现，把书放在窗外，听纸张被风吹得翻打的声音很有意思。我父亲一直说：“豪伊，你这样会把书弄掉，我可不会给你买新的。”果然，我把书弄掉了，父亲也言出必行地没有给我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