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把车停在院子旁边。奔驰车已经开走了，他下了车，径直走向把守在院子门外的男人。没多久，他神色紧张地走回来，告诉我们，那个守门人是隐士的儿子，我们只能进去待几分钟，而且只能带一部照相机，不能带额外的胶卷（我那时还没有用数码相机）。我们的车开过了第一排门，接着我们步行走进第二排门，然后我们看到至少有50个小男孩，铐着手铐或脚镣，一些被彼此拴在一起，一些被拴在树上，我们震惊不已。我不知道查尔斯跟门卫说了些什么，总之那个放我们进来的门卫还允许我拍几张照片。我假装聚焦在地面或是院子的建筑上，但实际上我在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拍摄这些孩子。院子里有些成年人，他们有所顾虑地看着我，然后聚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表情也越来越吓人。查尔斯察觉到我们或许越界了。他要我赶紧撤出院子，并和另外一名同事在一边掩护我，分散这群人的注意力。我好不容易撤了出去，爬到车里。另一个和我们同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坐在车后排等我们。

刚刚那一幕太让人震惊了，而且天气炎热，更加让我吃不消。当你透过镜头，看到小孩儿们被拴着链条，你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21世纪，这一幕不是什么不真实的噩梦，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他们的脸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脸上写满悲伤和疲惫，然而又因为有人注意到了他们而觉得好奇。有时，这些学校会说，他们正在让这群孩子体验乞丐贫困的生活，从而强化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回馈社会的意识。然而从我那天的所见所闻来看，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家长要把小孩儿送到那里去?

然后，我看到一个白色条纹状的东西向我们的车冲过来，是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年轻男子，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面露凶色，猛地把车前门打开。他坐上驾驶位，伸手想要摸到变速器操纵杆启动车子。我从后面抓住他的手臂，这样他就不能把变速器从空挡变为一挡。另一个同事见状，赶紧跳下车，打开驾驶位的车门，然后把这名白衣男子拖了出去。这时候查尔斯和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也撤离到了车里。这群暴徒围绕在车子周围，查尔斯慢慢开动车子，即使他们大喊大叫，不断靠近我们，一些人还用力敲打我们的车，查尔斯也没有刹车，最终我们终于突出重围，开走了。

查尔斯告诉我，根据他对这个教派传统的了解，穿白衣服的男子想要开车直接撞墙。如果他撞毁了我们的车子，造成我们的死伤，就算他自己跟我们同归于尽了，他也会被这群愤怒的人当作英雄一样来对待。

我们在那个院子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其间我只拍了一卷胶卷，36张照片。对我而言，最让人心酸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剃着光头，戴着脚链坐在地上的悲伤的小男孩，他正在读一本宗教的书，他把一些旧袜子垫在踝骨处，这样一来，脚链就不会硬生生地摩擦脚踝。我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寄回塞内加尔。我的一个联系人把这个小男孩的照片和其他几张照片一道拿给了当地政府官员，控诉这个院子里的小孩儿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一开始，官员对此予以否认，但是照片却铁证如山。据说此举的成效就是，医生可以进入院子里给小孩儿进行身体检查。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的照相机给我惹了多少次麻烦了，要么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该看到的东西，要么是因为我铤而走险拍摄各种各样的动物或者地貌。但是分享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不能把我的慈善事业和摄影分隔开来。我已经出版了几本摄影作品，内容有关濒危物种和栖息地，以及全世界穷人的生活经历。我用摄影来解释我在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这样做——即使在可怕的或者被忽视的环境下，人们依然顽强地和暴君对抗，和命运抗争，我想做的就是让人们见识到他们这群人的高尚和尊严。我曾亲眼目睹苦难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个人伤害和群体伤害：例如容纳了上万名难民的难民营，没有人愿意想起这些难民或是和他们打交道；又或者是正在侵蚀雨林的刀耕火种式农业。有意思的是，我对摄影的热爱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然而一开始我并没有这个追求新鲜刺激的爱好，它是来自我妻子德文的一个礼物。她认为，拍摄大自然能够让我静下心来，变得有耐心。